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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事实上他的著作俱在，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现在当先生降诞百年，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谨追述一些侧面，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仍会有所启发的。
中学时期，我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学习“经史辞章”范围的东西，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1933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我谨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每次见面，他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在交派我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多大年龄的，教什么，怎么教。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老师在点点头之后，说了几条“注意事项”。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
（一）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二）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三）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四）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五）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六）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七）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八）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九）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唯恐听不明，记不住。
老师又在楼道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我知道老师并没有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也都抱有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指范围、定期限、提要求的时候，但这是一般师长、前辈所常有的、共有的，不待详谈。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和“谈言微中”的诱导情况。
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是“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我们这些教“国文”的教员，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他遇到就问：“你忙什么呢？怎么好久没见？”见面后并不考察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等，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小问题进行指点，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或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总是细致地指出，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么题目可作，但不硬出题目，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说它有什么好处，但还有什么不足处，常说：“我们今天来做，会比它要好。”说到这里就止住。好处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怎样做就比它好？如果我们不问，并不往下说。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或回去赶紧补读，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岂不收获更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得多！
陈老师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对后学的教材。他曾用三十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价钱了。但章学诚的字，写得非常拙劣，老师把它挂在那里，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又常当作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我们去了，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这个人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并且还说得出一些有关的问题，老师必大为高兴，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著述的种种评价和介绍。如果不知道，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多说，例如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就完了。我们因自愧没趣，或者想知道个究竟，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明白了一些，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老师必很高兴。但又常在我们的棱缝中再点一下，如果还知道，必大笑点头，我也像考了个满分，感觉自傲。如果词穷了，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容回去再查。
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便提出问题说：“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
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什么问题，怎么研究起的。在我们的疑问中，如果有老师还没有想到的，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老师常说，一篇论文或专著，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还常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所以老师的著作稿，我们也常以第三类读者的关系，而得到先睹。我们提出的意见或问题，当然并非全无启发性的，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一次稿件引了两句诗，一位先生看了，误以为是长短二句散文，说稿上的断句有误，老师因而告诉我们要注意学诗，不可闹笑柄。但又郑重嘱咐我们，不要向那位先生说，并说将由自己劝他学诗。我们从老师受业的人很多，但许多并非同校、同班，以下只好借用“同门”这个旧词，那么那位先生也可称为“同门”的。
老师常常驳斥我们说“不是”“不对”，听着不免扫兴。但这种驳斥都是有代价的，当驳斥之后，必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是”的，什么是“对”的。后来我们又常恐怕听不到这样的驳斥。
历史证明，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陈老师曾从一部分历史时期来论证这个问题，即是他精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
在抗战时期，老师身处沦陷区中，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奋以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活日渐艰难，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辅仁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西洋教会所办的，当然是有传教的目的。陈老师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做教育部次长时，因为在孔庙行礼迹近拜偶像，对“祀孔”典礼，曾“辞不预也”。但他对教会，则不言而喻是愿“自立”的。20世纪20年代有些基督教会也曾经提出过“自立自养”，并曾进行过募捐。当时天主教会则未曾提过这个口号，这又岂是一位老学者所能独力实现的呢？于是老师不放过任何机会，大力向神父们宣传中华民族文化，曾为他们讲佛教在中国所以能传播的原因。看当时的记录，并未谈佛教的思想，而是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对佛教存在有什么好处，可供天主教借鉴。吴历，号渔山，是清初时一位深通文学的大画家，他是第一个国产神父，老师对他一再撰文表彰。又在旧恭王府花园建立“司铎书院”，专对年轻的中国神父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这个花园中有几棵西府海棠，从前每年花时旧主人必宴客赋诗。老师这时也在这里宴客赋诗，以“司铎书院海棠”为题，自己也作了许多首，还让那些年轻神父参加观光，意在造成中国司铎团体的名声。
这种种往事，有人不尽理解，以为陈老师“为人谋”了。若干年后，想起老师常常口诵《论语》中两句：“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才懂得他的“苦心孤诣”！还记得老师有一次和一位华籍大主教拍案争辩，成为全校震动的一个事情。辩的是什么，一直没有人知道。现在明白，辩的是什么，也就不问可知了。
一次我拿一卷友人收藏找我题跋的纳兰成德手札卷，去给老师看。说起成德的汉文化修养之高，我说：“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老师指着我的题跋说：“后边是启元伯。”相对大笑。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
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是做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了解与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查。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他自己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
问题来了，材料到哪里找？这是我最苦恼的事。而老师常常指出范围，上哪方面去查。我曾向老师问起：“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好比能知道某处陆地下面有伏流，刨开三尺，居然跳出鱼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广的知识面，不管多么大部头的书，他总要逐一过目。好比对于地理、地质、水道、动物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哪里有伏流，哪里有鱼，总会掌握线索的。
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说笑话：“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这些“大块头文章”老师都曾阅览过吗？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大藏经》，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并且有什么用处，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摘录若干条。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但仅仅查目录，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我这才“考证”出老师藏的“四藏”并不是陈列品，而是都曾一一过目，心中有数的。
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十朝圣训》《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书，把各书按条剪开，分类归并，称它为《柱下备忘录》。整理出的问题，即是已发表的《宁远堂丛录》。可惜只发表了几条，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又曾说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都拆开，逐篇看去，分出优劣等级，重新分册装订，以备精读或略读。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这种干法，有谁肯干！又有几人能做到？
新中国成立前，老师对于马列主义的书还未曾接触过。新中国成立初，才找到大量的小册子，即不舍昼夜地看。他眼睛不好，册上的字又很小，用放大镜照着一册册看。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结果累得大病一场，医生制止看书，这才暂停下来。
老师还极注意工具书，20世纪20年代时《丛书子目索引》一类的书还没出版，老师带了一班学生，编了一套各种丛书的索引。这些册清稿，一直在他自己书案旁边书架上，后来虽有出版的，自己还是习惯查这份稿本。
另外还有其他书籍，本身并非工具书，但由于善于利用，而收到工具书的效果。例如一次有人拿来一副王引之写的对联，是集唐人诗句。一句知道作者，一句不知道。老师走到藏书的房间，不久出来，说了作者是谁。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怎么知道的。原来有一种小本子的书，叫《诗句题解汇编》，是把唐宋著名诗人的名作每句按韵分编，查者按某句末字所属的韵部去查即知。
科举考试除了考八股文外，还考“试帖诗”。这种诗绝大多数是以一句古代诗为题，应考者要知道这句的作者和全诗的内容，然后才好着笔，这种小册子即是当时的“夹带”，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小抄”。现在“试帖诗”没有人再作了，而这种“小抄”到了陈老师手中，却成了查古人诗句的索引。这不过是一个例，其余不难类推。
胸中先有鱼类分布的地图，同时烂绳破布又都可拿来做网，何患不能“竭泽而渔”呢？
老师在谈话时，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这无言的一指，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使被指者自己领会，得出结论。一位“同门”满脸连鬓胡须，又常懒得刮，老师曾明白告诉他，不刮属于不礼貌，并且上课也要整齐严肃，“不修边幅”去上课，给学生的印象不好，但这位“同门”还常常忘了刮。当忘刮胡子见到老师时，老师总是看看他的脸，用手一指，他便踌躇不安。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快到门前了，他忽然发觉没有刮胡子，便跑到附近一位“同门”的家中借刀具来刮。附近的这位“同门”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看见后说：“你真成了子贡。”大家以为是说他算大师的门徒。这位老先生又说：“入马厩而修容！”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贡去一个贵人家，因为容貌不整洁，被守门人拦住，不许入门。子贡临时钻进门外的马棚“修容”。大家听了后一句，无不大笑。这次这位“同门”才免于一指。
一次作司铎书院海棠诗，我用了“西府”一词，另一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老师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又谈到当时的美术系主任溥忻先生，他在清代的封爵是“贝子”。我说“他是孛堇”，老师点点头。这位“同门”又说：“什么孛堇？”老师不禁一愣，“哎”了一声，用手一指，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接着说：“就是贝子，《金史》作孛堇。”这位“同门”研究史学，偶然忘了金源官职。老师这无言的一指，不啻开了一次“必读书目”。
老师读书，从来不放过一个字，做历史考证，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都从一个字上突破、解决。以下举三个例。
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的陆锡熊的。陆锡熊那时正在编辑《四库全书》，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既少有月份，更没有年份。里边一札偶然记了大雨，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钩稽得知是某年某月，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而为《四库全书》的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这是从一个“雨”字解决的。
又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宫”，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宫”，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有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
又当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画影印本。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未曾做专门研究，时常叫我去看。我虽曾学画，但那时鉴定能力还很幼稚，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一次看到一册，画的水平不坏，题“仿李营邱”，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这册是假的！”我赶紧问什么原因，老师详谈：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到了清代雍正四年（1726），才下令避讳“丘”字，凡写“丘”字时，都加“邑”旁作“邱”，在这年以前，并没有把“孔丘”“营丘”写成“孔邱”“营邱”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我真奇怪，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提出这样快！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和作《史讳举例》曾下的功夫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柱下备忘录》。所以清代史事，不难如数家珍，唾手而得。伪画的马脚，立刻揭露。这是从一个“邱”字解决的。
这类情况还多，凭此三例，也可以概见其余。
陈老师对于文风的要求，一向是极端严格的。字句的精简，逻辑的周密，从来一丝不苟。旧文风，散文多半是学“桐城派”，兼学些半骈半散的“公牍文”。遇到陈老师，却常被问得一无是处。怎样问？例如用些漂亮的语调、古奥的辞藻时，老师总问：“这些怎么讲？”那些语调和辞藻当然不易明确翻成现在语言，答不出时，老师便说：“那你为什么用它？”一次我用了“旧年”二字，是从唐人诗“江春入旧年”套用来的。老师问：“旧年指什么？是旧历年，是去年，还是以往哪年？”我不能具体说，就被改了。老师说：“桐城派做文章如果肯定一个人，必要否定一个人来做陪衬。语气总要摇曳多姿，其实里边有许多没用的话。”20世纪30年代流行一种论文题目，像“某某作家及其作品”，老师见到我辈如果写出这类题目，必要把那个“其”字删去，宁可使念着不太顺嘴，也绝不允许多费一个字。陈老师的母亲去世，老师发讣闻，一般成例，孤哀子名下都写“泣血稽颡”，老师认为“血”字并不诚实，就把它去掉。在旧社会的“服制”上，什么“服”的亲属，名下写什么字样。“泣稽颡”是比儿子较疏的亲属名下所用的，但老师宁可不合世俗旧服制的习惯用语，也不肯向人撒谎，说自己泣了血。
唐代刘知几作的《史通》，里边有一篇《点烦》，是举出前代文中啰唆的例子，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点”标在旁边。流传的《史通》刻本，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哪些字。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而语义毫无损伤、改变，并且只往下删，绝不增加任何一字。这种精神，是陈老师最为赞成的。他屡次把这《点烦》篇中的例文印出来，让学生自己学着去删。结果常把有用的字删去，而留下的却是废字废话。老师的秘书都怕起草文件，常常为了一两字的推敲，以经历许多时间。
老师常说，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什么具体事迹，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作出一篇骈体文，但不能作出一篇散文。老师六十岁寿辰时，老师的几位老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但用什么文体呢？如果用散文，万一遇到措辞不当、不周延、不确切，挂在那里徒然使陈老师看着别扭，岂不反为不美？于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骈体文做寿序，请余嘉锡先生用隶书来写。陈老师得到这份贵重寿礼，极其满意。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册，送给朋友，认为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骈文。还告诉我们，只有高先生那样富的学问和那样高的手笔，才能写出那样的骈文，不是初学的人所能“摇笔即来”的。才知道老师并不是单纯反对骈体文，而是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
老师对于行文，最不喜“见下文”，说，先后次序，不可颠倒。前边没有说明，令读者等待看后边，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说，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既有正文，再补以注释，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除了特定的规格、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应该锻炼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元典章校补》是随着《元典章》的体例有小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不得已刓改版面，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一般文中连加括弧的插话都不肯用，更不用说那些“注一”“注二”的小注。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并没有使人觉得缺什么该交代的材料出处，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另外，也不喜用删节号。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当然都是删节的。不衔接的引文，应该分开引用。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那不成联的单句必然另引，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
用比喻来说，老师的考证文章，既像古代“老吏断狱”的爰书，又像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
陈老师的考证文章，精密严格，世所习见。许多人有时发生错觉，以为这位史学家不解诗赋。这里先举一联来看：“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这是老师带有“自况”性质的“宣言”，即以本联的对偶工巧，平仄和谐，已足以看出是一位老行家。其实不难理解，曾经应过科举考试的人，这些基本训练，不可能不深厚的。老师曾详细教导我关于骈文中“仄顶仄，平顶平”等韵律的规格，我作的那本《诗文声律论稿》中的论点，谁知道许多是这位庄严谨饬的史学考据家所传授的呢？
抗战前他曾说过，自己六十岁以后，将卸去行政职务，用一段较长时间，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丰富一下诗料，多积累一些作品，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不料战争突起，都成了虚愿。
现在存留的诗稿有多少，我不知道，一时也无从寻找。最近只遇到《司铎书院海棠》诗的手稿残本绝句七首，摘录二首，以见一斑：
十年树木成诗谶，劝学深心仰万松。今日海棠花独早，料因桃李与争秾。
自注：万松野人著《劝学罪言》，为今日司铎书院之先声。“十年树木”楹帖，今存书院。
功按：万松野人为英华先生的别号。先生字敛之，姓赫舍里氏，满族人，创“辅仁社”，即是辅仁大学的前身。陈垣先生每谈到他时，总称他为“英老师”。
西堂曾作竹枝吟，玫瑰花开玛窦林。幸有海棠能嗣响，会当击木震仁音。
自注：尤西堂《外国竹枝词》“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击木震仁惠之音”，见《景教碑》。
功按：利玛窦，明人以“泰西”作地望称之，又或称之为“利子”。《景教碑》即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在西安碑林。
又在1967年时，空气正紧张之际，我偷着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什么图的诗共两首。我没有时间抄录，匆匆辞出，只记得老师手捋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耕。”抑扬的声调，至今如在。
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对于书法，则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我有些首《论书绝句》，其中二首云：“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末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曾谬蒙朋友称赏，其实这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罢了。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书法的态度。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好临《淳化阁帖》，笔法学包世臣。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写得如何，老师答说写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宋代刻《淳化阁帖》是用枣木板子，后世屡经翻刻，越发失真。可见老师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恶，对学翻板的《阁帖》，也同样不赞成的。另一事是新中国成立前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书画，常由一位院长题签，写得字体歪斜，看着不太美观。陈老师是博物院的理事，一次院中的工作人员拿来印本征求意见，老师说：“你们的书签贴得好。”问好在何处，回答是：“一揭便掉。”原来老师所存的故宫影印本上所贴的书签，都被揭掉了。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我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我说：“我母亲自己不懂得，教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我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哈哈大笑说：“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我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我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拿着这封信去请老师过目。老师看了没有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我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圆，而是金元了。
1963年，我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由于读者反映较好，修改补充后，将由出版单位做专书出版，去请陈老师题签。老师非常高兴，问我：“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我说：“这是第一本。”又问了这册的一些方面后，忽然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一岁。”老师即历数戴东原只五十四岁，全谢山五十岁，然后说：“你好好努力啊！”我突然听到这几句上言不搭下语而又比拟不恰的话，立刻蒙住了，稍微一想，几乎掉下泪来。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小孩，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结了籽粒，便喊人来看，说要结桃李了。现在又过了十七年，我学无寸进，辜负了老师夸张性的鼓励。
陈老师对于做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要求常常既广且严。他常说做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懂金石，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又说做一个学者必须能懂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常识更须广博。还常说，字写不好，学问再大，也不免减色。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学生先看不起。
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看来每下笔时，都提防着人家收藏装裱。藏书上的眉批和学生作业上的批语字迹是一样的。黑板上的字，也是那样。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写哪些字，好像都曾计划过的，但我却不敢问：“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后来无意中谈到“备课”问题，老师说：“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还要思考怎样教。哪些话写黑板，哪些话不用写。易懂的写了是浪费，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啊！原来黑板写什么、怎样写，老师确是都经过考虑的。
老师在名人字画上写题跋，看去潇洒自然，毫不矜持费力，原来也一一精打细算，行款位置，都要恰当合适。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我就求写过两次，都写的小考证。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后来得知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辞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看去一气呵成，谁知曾费如此匠心呢？
我在1964、1965年间，起草了一本小册子，带着稿子去请老师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禁不得劳累。见我这一沓稿子，非看不可。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如看完那几万字，身体必然支持不住，只好托词说还须修改，改后再拿来，先只留下书名。我心里知道老师以后恐连这样的书签也不易多写了，但又难于先给自己订出题目，请老师预写。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字，准备将来作为“大题”，分别用在各篇名下，就说还有一本杂文，也求题签。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我就到旁的房间去坐。不多时间，秘书同志举着一沓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我真喜出望外，怎能这样快呢？原来老师凡见到学生有一点点“成绩”，都是异常兴奋的。最痛心的是这个小册，从那年起，整整修改了十年，才得出版，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了！
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如果能对今后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也算我报了师恩的千百分之一！我现在也将近七十岁了，记忆力锐减，但“学问门径”“受用无穷”“不对”“不是”“教师”“官吏”“三十元”“五十岁”种种声音，却永远鲜明地响在我的耳边。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纵有千言万语，谁又敢见诸文字？当时私撰了一副挽联，曾向朋友述说，都劝我不要写出。现在补写在这里，以当“回向”吧！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1980年
（原载《启功丛稿》，启功著，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