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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新会陈援庵先生（垣）诞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旧历十月初十日（新历11月12日），今年1980年11月12日，是先师诞生100周年纪念。1971年6月21日先师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敬悼先师陈援庵先生》的文章。此次为了纪念他老人家诞生百周年，我已写了一篇为钱大昕所著《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表微的学术论文，用以怀念先师。许多朋友和为先师诞生百周年纪念会筹备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我应写一篇回忆追随先师受业问学的文章，才足以表示思慕之忱。
诸位的意见很正确。我得列励耘书屋门墙，侍坐问难几有二十年，平生能略窥史学门径，皆拜先师之赐，借着纪念陈先生诞生百周年的机会，将个人所学到的尽量说出来，既有学术上的必要，也有道义上的责任。
1932年，我在燕大国学研究所写完硕士论文，完成学业，离开燕大（这个研究所那时并未得国民党的教育部承认，所以不能授给学位）。陈先生认为我年纪轻，还不可以去教大学，介绍我到中学教国文。于是我进了辅仁附中，一直做了四年国文教员。先师时时对我说不能教国文，如何能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那时候中学用的国文课本，是文言语体合并选在一起。所谓文言，今日称之为古汉语。先师又时时以教学相长勉励我，要我好好备课。说：“讲国文要好好去研究训诂，更要紧的是读音，读错了字则无从追改。”经过了四年时间，在陈先生不时训诲之下，我对于要讲的文章，每个字的读音、训诂，以及文章的结构组织，都仔细用功夫去追求，它的效果真是很大。当时对于学生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自己则因此改变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匆匆翻书的坏习惯。以后遇见要精读的书，肯去细心体会，养成一字一句读书的习惯，其基础确是在这四年里养成的。回念先师栽培教导之苦心，终生难忘。
一字一句细心读一部书，说来很平常，作考据而急功近利，希望速成的人，多数办不到。只是翻书查书找材料，赶快写论文以图发表成名，谁耐心去作笨功夫？此风“五四”以后为最甚，我就是这样写了几篇文章考进燕大国学研究所的。先师深知当时风气之恶劣，也了解当时我的学问不够坚实，所以用这样方法来纠正我引导我。教人用极平常的方法，而其影响则极为巨大。不鼓励年轻人乱写论文，而要他们用功打好治学的根基，是先师与当时某些在高级学府执教文史的时髦人不相同之处。
先师要我作学术研究，但再三告诫我不可乱发表文章。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研究成熟，就拿出去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这话确是至理，尤其“五四”以后，许多人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抓着少许稀见的史料，讨论一些狭窄而琐细的问题，这样的人竟凭一篇文章，一跃而登龙门，成为学者，如果要他去教国文，可能念错字，讲历史则不易抓着系统。先师大约甚不以这个风气为然，不过口头则很少表示。只看他将一个默默无名、苦读《四库提要》、终日伏案、一丝不苟地给《提要》作辨证的余嘉锡，请到辅仁大学作国文系主任，就可明白他治学问的态度是多么认真了。
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他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佛教史籍概论》等课都是。他自己治学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所以教学生也要他们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他认为治学不但要知古，更要知今。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
先师教学生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先师曾多次讲《廿二史劄记》，要学生们用正史去核对，结果找出不少引书之误。先师盛赞冯桂芬的《说文解字段注考正》，认为冯氏能追根寻源，核对原书，找出段玉裁引书无心之误，以及段氏有意地改古书以就己说之谬，认为冯氏之作，大可为考证史源的人作示范之用。
先师经常鼓励学生以《史记》《汉书》相对勘，他主张先用墨笔抄录《史记》中与《汉书》相同的几篇纪传，然后用红笔依照《汉书》去改，这样就可以看出两位大史学家剪裁字句、安排材料的异同来了。他更主张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同的传，也这样比对一番。他说前人有《史汉方驾》《班马异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作一部，更可以作一部陈范异同。
他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与方法。
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他们的成就纵有高低之不同，甚或他们不提个人治学渊源于励耘书屋，而他们之受援庵先师影响，则是无法涂饰或擦掉的。
先师最称赞汪辉祖，认为他的《元史本证》作得好，以纪、传、表、志互相考证，不出本书之外，找出它本身自相矛盾之处，作者当无辞以自解。我教学生以本证方法治史，有一个治《明史》而大有成就的，也有一个考证《清史稿》而成学的。
先师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认为必须将它们合在一起归纳出条例来，找出系统来，才堪称著作。他著《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都是他个人对这一主张的实践。细心去读先师的著作，即可知先师极讲研究著作体例。他对于方东树的《书林扬觯》大为赞赏，就因为其中谈了好多著书体例，我之读《书林扬觯》即是受了先师的启迪。不过先师认为方氏的书尚不能算十分完善，曾说过想另写一部《广书林扬觯》。前些日子得先师的长孙智超世兄的来信，说找到陈先生为撰《广书林扬觯》抄的全部材料及编写大纲。可惜他的发现，在今年五月初我离开北京之后，没有看到这部分遗稿。当年侍坐励耘书屋时，我确曾和先师谈过这个问题，其中细节则已记不清楚。如何整理它，以完成陈先生的遗志，唯有赖智超世兄努力了，如需要我从旁助力，自是义不容辞。
先师对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颇为爱好，但批评它说：“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显然是惋惜叶昌炽既缺乏著史之才，更不知史书体例。真的，如果叶氏用那些材料写一部《中国藏书史》，其在学术上的作用一定要大过今天。陈先生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也说：“书是很好，只是体例太差。”从此两段谈话中，就明显地透露出来先师是如何重视著述体例了。如果想寻觅援庵先生讲求著述体例的学说，肯定要在《广书林扬觯》之中去找了。
援庵师对清人校史多用《太平御览》而很少用《册府元龟》认为是一件憾事。他曾用《元龟》和《通典》校补过《魏书》《周书》的缺页，在校勘史书工作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他曾对我说：“用《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纵不参考《永乐大典》亦可有很大收获。”可惜他用《元龟》校勘的《旧五代史》，听说此次标点二十四史时，因为他的校勘记字数多，遂舍而不用，原稿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真是万分遗憾！
先师读书有所见必加眉批于其上。他在“文革”时虽未受冲击，他死后因有遗言将所藏字面均送交国家，因此他的字画都被文物局取去，他所常读的书有眉批的归了何处？至今我也未能问明白。
先师所藏字画绝大多数与历史有关，尤其是学术史，应从速将它集中在一起，公开展览并且影印出版，供人研究，庶几可不负先师捐献之苦心。至于他所批的书，更应由公家集中保管，找专人整理，看看有无抄录在一起，编为笔记公诸于世的必要。拙见如此，想来为先师诞生百周年纪念会担任筹备工作的诸位同志也一定会考虑我这一提议。
先师教导学生平易近人，只是给了人一些规矩，主要的是使学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用功读书，就如上面我所陈述的。我所得自励耘书屋的，并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极平常却极重要的规矩。离开了这个规矩，便不能走入史学正途，正所谓“可使之成方圆，而不能使之巧”，励耘书屋学风之可贵应即在于此。
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我曾问过先师“章实斋学问如何？”先生笑着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效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我读了钱锺书的《读艺录》，才知道六经皆史之说除袁枚持论章氏相类似之外，认为经即是史的，早于章实斋者，有七个人之多，在钱锺书所举之外，我更找到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其中也有“史之与经，上古原无所分”的话。先师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其意或指章实斋。先师治学谨严而不好发议论，治学教人均笃守规矩，著述则必自有义例而成系统，称之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当不为过誉。即润孙在本文所举几点，已沾溉后学匪浅。
有关先师平生行事及史学造诣，已陈述于《敬悼先师》一文中，在此即不再重叙。所憾者润孙对援庵师学问的认识，仅限于此，说不上足以发扬励耘书屋之传，希望同门诸位先进多予指正！
1980年6月28日晨脱稿于九龙寓庐
先师自撰一联：“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道诗篇爱剑南。”他劝学生读《廿二史劄记》已如上述，他还选了一部《剑南诗抄》，不知这部稿本现在存于何处？附记。
（原载《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蔡尚思等著，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得意弟子启功在陈垣百年诞辰的时候写下的长文，洋洋洒洒，清晰详尽且深情地追忆了陈垣在教学、育人、治学上的态度、方法、风格，加之生活情趣，举凡种种的事迹和言论。通篇似乎都是片段连缀、细事微行，但充实而富有感情，白描出一位敦厚慈爱的尊长、勤奋严谨的学人、批判性与创造性并存的大师的饱满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