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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2日，为吾师陈援庵先生百年冥寿之期。北京师范大学暨同学前辈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将编印纪念文集，征文于余。余生也晚，自1841年秋至1946年夏，五年之间，在辅仁大学从先生受业。其后，专事文史研究，问学请业，未尝中断。先生所居励耘书屋在北京兴化寺街，门墙数仞，长德长亲，自愧学不加进，有负师门教诲多矣。爰集杂忆数则，藉作纪念。
先生与马相伯（良）、英敛之（华）创办辅仁大学，自1925年7月建校之始，即任校长，除在辅仁大学任教外，其间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数十年来，陶铸功深，成才甚众。先生虽任校长，却长期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既是教学内行，又是科研内行，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教育家。“手未离粉笔，足未离讲台”，数十年如一日，八十以后，犹日孜孜，担负着培养年轻一代的重任。在大学校长中是不多见的。
大学一年级国文，是大学各系学生必修课。其目的是使学生既能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包括古文基础知识），又要培养较高水平的写作能力。但有的理科学生对大一国文不认真学习，先生曾亲自动员，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依靠中学所学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
当时学校各系大一国文，都由先生指定的校内教学经验宏富、学有专长的教师担任。记得张鸿翔、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牟润孙、苏晋仁诸先生，都曾任课。课本用校内集体编辑的《国文读本》，先生曾亲自担任一个系的大一国文，讲授《国文读本》。校长亲自讲授大一国文，引起了全校师生对大一国文的重视。
各系大一国文，每两周有一次文章习作，俗称作文。学生作文经教师批改后，进行讲评，其中佳作，先生指示校内开辟墙报专栏，分期张贴发表，以收观摩之效，称之为“以文会友”。此项措施，鼓舞了同学对国文的爱好，提高了许多同学的写作水平。
先生讲授的《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两小时，隔年开课一次，每逢开课，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埼亭集》为课本，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先生对各生标点的原文和考证的文字，一一认真修改。通过修改，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帮助。
除了史源学实习以外，先生还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清代史学考证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
目录之学为读书门径，先生尝言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前人、今人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必须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否则，孤陋寡闻，事倍功半。先生最强调阅读原书，勤于搜访。师生朋友之间应有切磋琢磨之功，以收相得益彰之效。
先生曾言书店从业人员中，有不少专家，如琉璃厂通学斋经理孙殿起，精通版本目录之学，熟于明清掌故，可以称为“通人”，凡是精通其本行业务的“通人”，应该受到尊重。先生谓自己遇到问题，经常求教于孙殿起先生，并得到圆满的解答。先生之重视友朋相助如此。
大同云冈北魏石窟，自平绥铁路通车后，声名大振。先生于1918年撰《记山西大同武川山石窟寺》（《东方杂志》第16卷第2、3号），提出云冈石窟寺之创筑者为沙门昙曜，时为兴安二年（453）。先生此文为我国早期研究云冈石窟之重要论著。
其后，先生以游云冈者，多注意其建筑之奇伟、雕刻之精美，很少有论其译经事业，乃撰《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燕京学报》第6期，1929年12月），论及曇曜不独为石窟开山创始者，亦为石窟寺译经之创始者。真知灼见，不容怀疑。
近年以来，有些中、外学者，考证云冈石窟开凿时代为和平初年（460年），后于先生之说七年，误矣。
先生收藏书画及清代学者手稿甚多，曾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印有目录。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记得陈白沙手书《心贺》卷，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调寄《减字木兰龙》，词云：“崖山风月，千古精诚相对接。省视堂堂，一卷昭然日月光。狂心飞鹤，动静随时都是学。浩浩乾乾，此趣于今腕下传。”先生与陈白沙皆新会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故尹默先生词中及之。
1945年7月和12月，先生所撰《通鉴胡注表微》在《辅仁学志》分两期发表，先生赠我此书，并在书面题字。1947年余作《春日怀人诗》若干首，其中一首云：“斯翁清福属清闲，著述等身老更顽。惠我表微存箧衍，亦应有梦到崖山。”即怀先生之作。
后此书为张习孔学兄借去，以书面有先生题字，至今时时往来于怀。
担当和尚名普荷，为明末云南鸡足山著名僧人。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有论述。先生此书写成后，我曾以家藏担当山水册相赠，此册后有担当弟子学蕴等跋语，大有禅意，先生甚宝爱之。解放后，《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先生为了保存当时原著面貌，未作修改补充。惟1963年文物出版社编印《担当书画集》，曾选《担当山水册》中二页，收入集中。
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收藏《担当山水立轴》，上有石涛和尚题字：“春来无事不狂游，笑折名花插满头。一自为僧天放我，而今七十尚风流。此念年前友人吴文曾诵此诗，云是头陀担当所作，因想其人了当处。今年壬午又六月，过刘小山年翁，壁间观此，而大有解脱之相，问之曰，担当老人也。苦为士出家者，初不识字，净悟生慧，无多弄墨，此非吴南曾、高尚书之流也？识者但观峰上下，有独得之意。主人命书其上，清湘大滌子涛。”按石涛所书担当七绝，见《担当遗诗》卷七，题作《偶占》。从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担当与石涛有何来往，两人亦未曾见面，只是神交而已。但石涛在壬午（康熙四十一年，1702）说，二十年前听吴文曾朗诵担当此诗，则此诗殆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从石涛题字中，可能看出他对担当的向往。
先生于1942年撰《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一文，使读汪中《述学》者，能有所警惕。1965年，河南光山曾有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太平年管军万户府铜印出土，我为此印写过一篇考证。而《述学·补遗·释印》正是关于徐寿辉农民政权铜印的记载，文称：“黄山民治地，获铜印二，外圆内方。……文曰：管军万户府印。其背曰：中书礼部造。二印同，一治平三年□月，一太平三年□月。……曰治平三年者，罗田人徐寿辉据蕲水为都，国号天完，僭称皇帝，改元治平，其三年当至正之十三年（1353），当在丙戌也。”按文中“丙戌”当为“癸已”之误。又曰：“寿辉以至正十一年（1351）十月僭号，十三年十二月为江浙行省平章事伯彦帖木儿等所败，弃蕲水遁走。十五年（1355）正月，其将倪文俊建伪都于汉阳，迎寿辉据之，其改元必在是时，史无文以明之矣。”按倪文俊建都汉阳，在至正十六年（1356），汪容甫记载有误。
当我考释《徐寿辉农民政权铜印》时，发现汪氏书中此误，曾面向先生汇报，先生曰：“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又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诸语皆发人深思。余文于1972年6月在《文物》第6期发表，先生已不及见矣。
1969年先生九十岁生日（虚岁），余以威伯希（昱）所拓石鼓文十幅及法梧门（式善）《太学石鼓题□册》为祝，盖盛、法皆充国子祭酒，有名于时。先生任大学校长，亦祭酒之职，道德文章，功迈前代。石鼓原存孔庙，今在故宫博物院。盛、法皆与石鼓有缘，而先生早年曾与友人赵椿年、柯绍忞、夏孙桐、汪荣宝、章钰等人考证石鼓文字，见赵椿年《覃揅斋石鼓十种考释》，1935年赵氏刊本。余赠先生石鼓文拓本及太学石鼓题□册，尚有祝愿先生寿同金石之意焉。
1971年6月21日，先生逝世于北京医院，6月24日追悼会上，各方所送花圈、挽联甚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先生挽联云：“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讐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上款：“援庵先生千古。”下款：“受业邵循正敬挽。”到会者皆以为联语与先生生平身世，十分贴切，可为得体。
（原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蔡尚思等著，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作者为援庵高足，列励耘书屋门墙近二十年，“平生能略窥史学门径，皆拜先师所赐”。陈垣百年诞辰之际，牟润孙“回忆追随先师受业问学”“将个人所学到的尽量说出来”，不仅对老师“足以表达思慕之忱”，而且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