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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一下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无论是私人（Privatleute），还是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如果都能表现得好像没有嫉妒这种东西，那么经济增长和总体创新的数量就会更高。最能充分、不受限制地发挥人类创造力（经济、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社会氛围，是一个在正式的规范体系、习俗、宗教、常识和公共舆论方面基本达成共识的环境，即使忽略嫉妒者，它也能发挥作用。这种观念由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享，使他们能够以现实的态度，去应对人与人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异，而且相对不受嫉妒影响；实际上，这种态度使立法者和政府能够为社会成员的不平等成就提供平等的保护，有时甚至为他们提供不平等的优势，以便从长远来看，社会能够从一开始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成就中受益。
在现实中，这些促进增长和创新的最佳条件从未完全实现过。另一方面，关于“良好社会”或完全“公正的社会”的许多善意的建议，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嫉妒的社会。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因为正如已经证实的，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新的嫉妒对象。在乌托邦社会里，我们所有人穿着相同的衣服，甚至拥有相同的面部表情，但一个人仍然会嫉妒另一个人，因为人们总是会设想，在这个外表平等的面具之下，别人可能拥有一些独特的内心情感和思想，而这，正是他们嫉妒的根源。 [3]
[1]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嫉妒（的人）有时被象征性地描绘成一个骑在嘴里叼着骨头的狗的背上的人。例如，参见：Die Abbildung in Heinz-Günter Deiters, Die Kunst der Intrige, Hamburg，1966, S. 14. Der Neid.这幅画选自维也纳阿尔伯蒂纳（Albertina）博物馆的一组题为《七宗罪》（ Die Sieben Todsünden ）的木刻作品，作者是来自康斯坦茨地区的一位匿名大师，创作于1480年至1490年间。
[2] 因此，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撰写他的《社会冲突理论》（ Theorie des sozialen Konflikts ）时，没有一次使用“嫉妒”（Neid）这个词，但在其他地方，他却毫不吝惜地在同一页纸上两次把相互嫉妒归咎于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参见：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1965, S. 320.）。
[3] 正如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指出的，在消费相等的美国社会中，人们仍然会嫉妒他人的、预想中的、更高程度的性享受（ The Lonely Crowd , New Haven, 1950, S.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