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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大多数的语言里，作为迥然不同社会的成员，人们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并赋予其特定名称：嫉妒感与被嫉妒感（das Gefühl des Neides und des Beneidetwerdens）。
嫉妒是社会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旦两个高等生物能进行相互比较，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至少有一部分驱使我们强迫性地与他人比较的动力机制，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即在我们成为现代人类之前的生物阶段就已经形成了。但是，在人类中，这种现象具有特殊意义。人类是一种容易嫉妒的生物，如果没有嫉妒带来的对被嫉妒者的社会约束，我们将无法发展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制度。
然而，作为嫉妒者的人可能会过度追求目标，并产生或引发对适应新环境问题的能力产生阻碍作用的抑制。而且，人可能会因为嫉妒而成为破坏者。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涉及嫉妒的零散文献（散文、文学、哲学、神学、心理学、法学等）都不断提到其破坏性、抑制性、无益的、痛苦的元素。在所有的文化、语言、谚语和人类童话中，嫉妒都受到了谴责。充满嫉妒的人被要求无论在何处都应该感到羞愧。
尽管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流派实际上已经从它们的词汇中删除了“嫉妒”这个词，甚至给人以根本不存在嫉妒作为主要动机的假象，但现有的证据使得人们对它存在的普遍性没有任何怀疑。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从最简单的、原始民族的语言，到印欧语系，再到阿拉伯语、日语和中文，都有一个固定的词语来表达“嫉妒”或“嫉妒的人”。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谚语，都以百般形式提到了它。格言家和哲学家都曾谈论过它。在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嫉妒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他奇怪地提到了那些使他人嫉妒的被嫉妒者。无数的文学作品让嫉妒至少以配角的身份出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多次遭遇嫉妒。它是所有人际关系的重要调节器：对引发嫉妒的恐惧，抑制和改变了无数的行为。
尽管嫉妒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显而易见，而且理解它并不需要发明新的概念体系，但令人惊讶的是，专门研究嫉妒的作品却非常少。这包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篇随笔；三百年后的法国人欧仁·雷加（Eugène Raiga）写的一本短篇小说，以及同时期的一部俄国小说；除此之外，还有几乎被遗忘的19世纪法国作家欧仁·苏（Eugène Sue）的一部小说、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一些警句，以及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一项研究，尽管舍勒的研究实际上更多地是关于另一种特殊情况——怨恨（Ressentiment）。
这本书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安，包括那些处于各种世界观阵营的人。但我相信，我可以展示两个事实：一方面，嫉妒的普遍性远远超过迄今为止其被承认甚至被意识到的程度，事实上，只有嫉妒才使任何一种社会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认为，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未被明说或承认的核心，嫉妒的破坏性要远超过那些从嫉妒中提炼出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哲学的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产生嫉妒的强度和可能性就越大，这一可能性恒常存在，是在所有文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令人不安、有时难以察觉，但却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备受尊敬的社会哲学和经济理论的不完整性和时代局限性，源自它们的一个假设，即人们的嫉妒情感是由偶然、随意和暂时的情况引发的，特别是由显著的不平等引发的，并且假设如果消除这些因素，嫉妒情感也就可以被消除——换句话说，它可以被永久性地治愈。
现代人类在其发达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中所展现的、与原始社会区别开来的大多数成就，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实质上是嫉妒——也就是嫉妒者——无数次失败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宗教的鸦片”，即在各种生活环境下为信徒提供满足感和希望的能力，对于嫉妒者和被嫉妒者而言，不过是提供了一种观念，让嫉妒者摆脱嫉妒，让被嫉妒者摆脱其内疚感和对嫉妒者的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功能，但在面对任何未来社会中仍需解决的嫉妒问题时，在看待那些完全世俗化且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的社会如何处理存在的潜在嫉妒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困难。
然而，决定一种文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内容，不仅是影响嫉妒所扮演角色的因素；由这些理念因素支持或产生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也会对嫉妒的角色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