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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刳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现在的搪瓷。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我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陆澹盦先生（即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