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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 今南京东路——编注，以下同 ），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囍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作“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作“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贳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旧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