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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了丁仲英老师，与他的长子济华同居一室，是住在一间马棚楼上。所谓马棚楼，旧时是置放马车的，马车淘汰之后，改放汽车一辆，上面就变了一间很大的居室，这时他们对我相当优待。
还有一件好事情，仲英师除了自己诊病之外，大门口还有一间小房间，由学生们代诊贫苦的病人，限定在早晨七时至九时，对他们不但施诊，而且还赠药，以看到九时为止，逾时不再接受贫苦病人，以免扰乱正常业务。仲英师就派我担任这件事，一方面也增加我许多临床经验。
这间小室，不但有一张写字台，而且还有一架电话。从前一个电话月费六元，可见顶费大得惊人，所以能在写字台旁有一个电话，真是足以自豪。（按：旧时上海的电话，都是挂在墙上，用时先要用手摇一阵，然后拿起听筒，向接线员报明要打号数，号数上面还有一个区名，分中央、东、南、西、北五区。）我有了这个电话之后便利不少，因为从前接洽事情，都靠两条腿走来走去，现在有了电话可以减少许多往返跋涉。
一清早做施诊给药的工作，贫苦病家有好多患重病的，我一一加以处理，手挥目送，应付裕如，因此学识与经验大为进步。其中有一部分病者实在是吸毒的乞丐，从前吸毒是不犯法的，所以并不加以歧视，他们的病都由脱瘾而起，丁家备有一种用鸦片烟混合制成的止痛丸、止泻丸，只要给他们三粒药丸，就可以诸病全消，因此来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就学到一种本领，一看他们的面貌和脉象，即刻可以知道是有毒瘾在身。有许多寒士，不承认吃烟，但是经我一看，他就无所遁形了。
我向来一早起身，工作是不停的，越是忙碌，精神越是旺盛，从来不生病，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电影。小的时候，小南门通俗电影院是我常去的，座券大人收铜元十二枚，小童收六枚。影片全是默片，并没有银幕，只是设一张白幔布而已。在白幔布后面放着五排椅子，坐这种座位看戏，只纳半费，可是映出来的画面和字句都是相反的，我坐这种位子，所费不过铜元三枚。后来进一步到西门方浜桥共和大戏院去看电影，座券小洋一角，所看的多是有连续性的侦探长片。全部戏最少有二十四本，每隔一星期换一次片，每次只四本。我还记得所有影片都是《宝莲历险记》《宝莲夺宝记》《血手印》之类。
民国时期，南京大戏院
后来卓别林影片问世，都是一两本的短片。相隔二三年，罗克（香港称神经六）相继出品，也是短片，观众欢迎有如疯狂一般。后来葛雷菲斯导演，丽琳盖许主演的《赖婚》上映，我特地从南市赶到北四川路（ 今四川北路 ）虬江路上海大戏院来看，门券为小洋四角，这是电影演整本戏的开始。
后来北京大戏院开幕，我的戏瘾更深。待到爱多亚路（ 今延安东路 ）南京大戏院开幕，票价已收小洋六角，这个座价维持了很长久，足见银元的价值。它对外汇的汇率很久很久没有波动。我在丁家常常陪同老同学和老师的子女们去看电影，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由那个时节起，每天晚上，我已不能常到姚公鹤老师家去。因了电话的便利，自己有一班朋友，到了傍晚，约三约四，都会集在我的办公室中。我欢喜和文艺界中人交往。邵洵美是一个领袖，他为人很慷慨，每晚往往由他做东道，因此认识了张光宇、张振宇、胡伯翔、胡伯洲等，还有两个外国男女记者，一位史沫特莱，就是后来写《宋氏三姐妹》出名的；一位斯诺，后来到延安为毛泽东写文章的。这两个人都会饮几杯酒，常以六块钱购一瓶常纳华克威士忌酒，一饮之后，都是放浪得很。
仲英师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总是交我去办。那时国民军还未到上海，孙传芳称为五省总司令，委任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即相当于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丁文江励精图治，一派新的手法，成立了淞沪卫生局。上任之初，发布中西医都要登记的消息，全上海的西医都急起来了，中医界也个个皱起眉头来，好像大祸临头一般。上海本来有一个“中医学会”，会所在南市石皮弄，原由丁甘仁老师当会长，甘仁师逝世后，由仲英师继任会长。卫生局派来一个科长拜访仲英师，那时恰巧门诊繁忙，科长是徽州人，呢呢喃喃不知讲些什么，仲英师就说：“明天我派我的学生陈存仁到贵局回拜，详细情形你和他研究好了。”
当时卫生局设在南市毛家弄一个旧式巨宅中，我到了那边先见科长，后见局长胡鸿基，胡氏对中西医登记茫无头绪。我说要是实行考试的话，这件事是行不通的，因为好多老医生开业已数十年，要是考试不及格，连民众都会反对的。胡鸿基就提出凡是开业五年以上的，先发执照，其他不足五年的医生和新开业的人留到后来再行考试。我说“好”，便鞠躬而退。
我回来后，把经过报告老师，他说：“这件事一定有许多麻烦，由你去办吧，遇到为难的事，我再出面斡旋。”于是我就帮助中医学会书记印发通告，收集履历表和照片。报名参加的有九百多人，其余还有两个中医团体。如法炮制了三本会员册，送到卫生局那边，卫生局审查了三个月，剔除三十几位著名的江湖医生，全体发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医士执照”。
这件事实行之时，中医学会照章收入会费每人二元，年费一元，有许多老会员已积欠会费十年八年的一样清缴，因此中医学会多了一笔大钱，否则的话，会中收支不够，仲英师每年要贴一百多元，因此我在丁家也算立了些微功。
同时我知道卫生局经费极有限，全局人员只得八名，科长薪水为三十元，一个小书记的月薪只得八元，自从发给医生执照之后，经费大为富裕，全体都加了薪。
仲英师门外挂几个招牌，如上海中医学会办事处、广益中医院办事处、广仁善堂办事处、尚志山房经租处等，实际上都是利用老师的诊所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作为接洽事务的场所，来往的人并不多，本来没有一个专人驻守，一切都由我应付。
有一天，我忽发奇想，对丁老师说：“我想办一张医学常识性报纸，叫作《康健报》，也想挂一块招牌，未知老师能允许否？”丁老师说：“你尽管去办，挂招牌是没有问题的。”哪知道诊所中有一位挂号先生，实际上等于总管家，他见到我的形势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大为嫉妒。我摸到他的心理，到北京路去花了六块钱，买一只银箱（香港称夹万）送给他，那位挂号先生十分欢喜，特别是身上挂了一只银箱锁匙，更是威风无比，从此他对我的事就不反对了。
不料，还有一个是老师的老娘舅，长年寄食师门，连鸦片都由老师免费供应，他对我也极为妒忌，极力反对办报，说：“报纸上要是登错一张药方，会弄出人命来的。”仲英师笑而不言。
老娘舅接着又说：“听说某人家里的鸦片，全是云南大土，你有没有办法弄几个泡来试试？”我说：“那便当得很。”隔了一天，我拿了一个烟罐，里面装满了烟泡，老娘舅一闻这股香味，笑逐颜开，从此他再也不反对我办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