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七时已经开诊,夏应堂门诊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铜元六枚),殷受田门诊四角四,唯有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即张聋 )门诊取费二角二。西医陈一龙、庄德、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八角。
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如何诊疗处方,他们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张聋 。早晨六时,满屋子满天井都是伤寒发热的病人,都由家人用藤椅铺板抬来,他家里的天井极大,里面有许多卖各式点心和粥品的小贩,专门供应给陪伴者的家属吃的。
这时张聋 年纪已很老,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帮着料理,一天要看到二三百号。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才知道张聋 的门诊虽然收二角二,但是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
张聋 家用只许用铜元,银角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所谓“火油箱”,就是装五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倒油的时候不过打两个洞,可将全部汽油倒出。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打一个放进银角子的小口,每天陆续把银角子丢下去,只能放进,无法拿出,积满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孙要搬都搬不动,抢劫偷窃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师的门诊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按:后来安徽王仲奇、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门诊取费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一二十人。)
丁甘仁老师因为有嗜好,门诊时间定早晨九时起,诊所就在白克路( 今凤阳路 )珊家园,有时延迟到九时半才开始,我必然先到诊所等候。有一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别的师兄就凑上去写方。丁老师一边唱药方,师兄一边写方,那位师兄因为听不懂他的常州土话,紧张太甚,落笔踌躇,丁师面有不悦之色,便问:“陈某人怎么不来?”一会儿我到了,丁老师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南市,相距此地有五里路,是步行来的。”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吩咐管家的挂号先生说:“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中间有一个横额,是吴昌硕写的“留有余地”四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五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进去,别的师兄都有不豫之色。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即近世所谓打开公共关系。
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余元,我就划出四分之一作为交际费,四分之一作为服装费,其余一半作为储蓄。我用这些交际费请了四位老师兄到新世界游乐场去玩了一次,门券是每人小洋二角。里面有许多吃食的摊档,我又花了几毛钱,买了许多咸的甜的东西,抓在手里大家边吃边玩,尽欢而散,于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进这间小屋中。
这时节黄磋玖(楚九)办九福公司,将发行“百灵机”药丸,先期把面额一千元的股票送给八位中西名医,并选为董事。中医只有丁甘仁老师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师接受之后,交给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四马路( 今福州路 )中和里仲英先生处。
仲英先生和蔼可亲,豁达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说:“我也有诊务在身,哪有空闲去开会?由你代表就算了。”我当即答应,其时我觉得仲英先生雅量宽宏,医术湛深,后来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为师。
我到黄楚九那边去开会,那时节他的住宅“知足庐”还没有造好,开会的地点就在龙门路黄楚九眼科医院。在这里我又认识了颜福庆、庄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焕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时也发表几句话,黄楚九对我侧目而视。开会完毕之后必然有一席很丰富的宴席,由粤菜馆“杏花楼”承办,我一问价钱,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惊。席间还有游艺节目,因为黄氏那时早已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凡是新请来戏曲或杂技的艺员,必然先在黄氏宴会中露面试艺,因此在知足庐落成之后,我认识不少京剧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云、粉菊花等,都是年轻貌美、艳光四射的。
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了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穿西装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装,都是吃洋行饭的,被人讥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许多同学身上的零用钱,每月不过一二块钱,所以比较起来,我就好像宽裕得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歧视,我常常请他们上小食馆吃东西。
一次,甘仁老师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有十块钱,他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 ,要经销一种日本戒烟药,叫作‘哑支那’,你替他做一份仿单,两张广告,这十块钱是送给你的。”我当晚即将稿件拟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几天,“哑支那”的广告已经刊出,轰动一时。原来好多瘾君子早已知道“哑支那”这类药,本来是秘密出售,现在换了一个新名词,专销中国。这类药品,名目虽是戒烟药,其实是鸦片的代瘾剂,吃了之后,不但过瘾,而且还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席筱 在三马路昼锦里设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好极,顿时成为新兴富翁。
甘仁老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岁,烟瘾很深,长孙济万,比我大四岁,都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两人听到“哑支那”发财的事,知道仿单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东之一,坚决要我让出一些股份。我对天立誓,只承认代拟广告稿,不承认是股东,双方争到面红耳赤,我弄得没有办法,只有陪他们去见席筱 。到了“哑支那”的门市部,只见人头涌涌,门庭若市,一个个拿着一块钱,或两块钱,伙计们把银元掷在台上一验,声音不错,立刻丢到后面很大的藤制“笆斗”中,再看内部有四个笆斗,都装满了银元,我们看得发呆。席筱 问明了我们来意,他当即声明说:“存仁弟是没有股份的,既然两位世交光临,大家应该香香手。”随手就在笆斗中掏出银元,每人送二十元。各人拿到这二十块钱,都喜出望外,只有涵人心中还不满意,硬要索取“哑支那”十盒,席氏说:“日本进来的货色,只有四十大箱,看来几天就要卖完了,我要应付门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块钱吧!”
后来才知道“哑支那”是用吗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后,十分顶瘾。可是这家发行所被同业告发,说是高等毒品,因此仅做了二十几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闭,但是那四十箱“哑支那”早已销空。席筱 上下打点,捉去了一个小伙计,就销案无事。
在黄楚九处,我又认识了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和刘山农(天台山农)。孙漱石是世交,特别对我亲热,他是大世界游乐场出版的《大世界报》主编,他送我两张长券,从此我凭券出入大世界,无须购买门票了。
大世界游乐场中,那时盛行诗谜摊,是文人雅士荟集之处,其中陆澹盦、恽铁樵都是教过我国文的,此外还认识了何铁珊、王西神、夏赤凤、张横海、陈夔龙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认识文学家兼实业家的陈蝶仙(天虚我生),他是名士而讲求理财实务的。
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老师坐的是一辆福特篷车,我和他的司机搅得很熟。一天丁老师叫我到南市同仁辅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车去办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势较低,发生了水患,我就顺道坐了车去探望我母亲。那时我家住在王信义浜一个旧宅中,从前汽车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车上威风十足,到门口时,好像衣锦荣归,邻居的小孩子都围着来看,无限羡慕,连摸一下车门都感到快乐。进门见到水深及膝,到了楼上,母亲正在发愁,见了我说:“为了贪图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现在这种旧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数尺,水退之后,成年累月地潮湿和霉气,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说:“再隔几年,我一定会请你搬到夷场上去的。”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接着我说:“今天我坐汽车来,专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场上去玩一宵。”母亲说:“也好。”于是叫弟妹和邻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车飞驰向租界而去。
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型游乐场“大世界”外景,该游乐场1917年开业,经营电影、马戏、戏剧等品种,投资者为黄楚九
那时节的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开进闹市时,司机不断地用手揸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我们先到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儿还可以一客分成两份。母亲非常高兴,饮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气。接着我带了大家去大世界游乐场。进门时我手执两张长期门票,向立在守闸处的总稽查“闹天宫福生”一扬,这个徐福生很机警地一挥手,由我领了大队小孩浩浩荡荡地免费进去。
小孩们一进门先看“哈哈镜”,个个看得开怀大乐,我母亲却觉得很不适宜,对我说:“阿沅,这种地方,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你现在在此不费分文直进直出,我担心你遇到坏朋友坏女人,我真吓煞哉!”我说:“放心,任何坏环境改变不了我的个性。”母亲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些,于是大家很快乐地玩了一晚。玩毕,我叫了一辆出差汽车。所谓出差汽车,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遥远的南市,车价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