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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谦二，1925年10月30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吕郡佐吕间村（现在的佐吕间町）。佐吕间这个地名，起源于爱努语的saromape（苇原的河流）。1911年栃木县谷中村的矿毒受害者们
，全村被搬移至此垦殖，以形成栃木聚落而知名。
小熊家原为新潟县中蒲原郡的素封家
，但谦二的祖父因为操作稻米期货失败，赔上了田产，家道中落。当时小熊家有三男两女，生于1883年的次男小熊雄次，便是小熊谦二的父亲。
小熊雄次拥有小学学历，18岁时前往札幌，在金井吴服店做学徒，打杂学习。后来因为征兵体检，又回到新潟，成为卫生兵，并加入当时战火正炽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1905年，他在新潟结婚，再次回到札幌开了一家书店。不过经营失败，而且受到附近火灾延烧波及，书店遭焚毁。到了1912年，他妻子也过世了。雄次带着当时两岁与一岁的女儿，于1913年辗转来到北海道的网走，在公所大门前开业的一家代书行觅得助手工作。
当时在北海道开拓地，要转售土地时，得在公所办理许多手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自行填写表格，所以在公所近旁往往有许多代书行执业。许多读者应该都还有印象，即便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留有许多这种代书行。成长于素封家的雄次，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却已拥有这种知识劳动阶级具备的能力。
片山旅馆（1913年3月4日摄）
当时有许多人长期住在日式旅馆或饭店，雄次也是如此。在旅馆主人的照顾下，雄次将次女让给对方当养女，但是此后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过了一段时间，雄次终于得知网走附近的佐吕间新开拓地即将设立新的公所，他推断公所成立后，该地区显然需要代书行，便于1914年移居到佐吕间。
在辗转来到北海道的人当中，不乏拥有技能与才智的人，他们各自投身木工、商人等技术行业。如此一来，这些人便在开拓地公所周遭，形成了新的市镇，其中之一便是中佐吕间，这个区域比农民所住的边陲地区更富庶。好不容易来到佐吕间的雄次，住在中佐吕间的片山旅馆，并在公所前新建的事务所小屋上班，做代书业务。
片山旅馆的主人名为片山伊七。伊七在1876年出生于冈山县，1906年移居北海道。在新开拓地佐吕间的建筑热潮中，片山旅馆也热热闹闹地聚集了从各地集合而来的木工、牛马贩子与商人。伊七本人也当过开拓地农民，后来转为经营建筑业，并以建筑业所得资金兴建了旅馆。伊七的妻子小千代则担任旅馆的经营者。
雄次在1914年12月，与片山旅馆的长女芳江再婚。结婚时雄次32岁，芳江时年18。
听说芳江的双亲伊七与小千代当初很反对这桩婚事。因为片山家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希望芳江能招赘一个女婿，日后可继承经营片山旅馆。现在芳江却想嫁给一个带着孩子四处漂流的30多岁的异乡男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太好的选择。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约定两人婚后生下的小孩中，长男可以作为小熊家的继承人，次男则必须成为片山家的养子。
话虽如此，后来雄次顺利出人头地，靠着代书业务获得了资产与人脉，当上了佐吕间“购买组合”的理事长，最终还成为北海道东部地区“产业组合”中具有相当权势的人。
所谓的“产业组合”，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帮助小户农家对抗贫困而成立的协同组织。《产业组合法》于1900年立法后，农村便成立了农业性的、都会则成立了消费性的“购买组合”或“产业组合”。这些便是现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与“生活协同组合”的起源。由农政官僚柳田国男推动，为了拯救农村脱离贫困而采用“产业组合”为施政手段的事迹，至今仍颇为人称道。
雄次与芳江夫妇，共育有三男三女。男孩们起名辉一、政一与谦二，女孩们则是光子、泰子与秀子。现年88岁的谦二说明如下：
长男与次男的名字，是由冈山的战国大名“池田辉政”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而谦二的谦字，则是由新潟的战国大名“上杉谦信”而来。冈山是片山家的故乡，新潟是小熊家的故乡。辉一是小熊家的长男，政一是片山家的长男，谦二则是小熊家的次男。如果又生了四男，大概名字就会叫作“小熊信三”吧。当时庶民百姓的命名方法，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毕竟不管是父亲还是外祖父，都只有小学教育
程度。
在这些孩子当中，长女光子出生后大约一个月便死亡，剩下的五人当中，如后述，其中两人在20岁左右都死于疾病。
1923年，片山伊七与小千代放手旅馆生意，前往东京经商。放弃的理由不明，但根据谦二的说法，似乎是因为伊七的建筑事业失败，背负了什么欺诈的罪名，所以才被迫离开的。
1930年前后，谦二的母亲芳江染上结核病，1932年7月病逝，享年35。当时结核病还属于没有治疗方法的绝症。
患病的原因是过度劳动与营养不足。在没有家用电器产品的年代，生产与养育六个孩子是莫大的负担。芳江的母亲小千代事后回忆：“芳（芳江）告诉我：‘妈，最近我觉得身体好疲惫。’那是让她生了六个小孩，还过劳操持家务之故。”对此，谦二则表示：
父亲雄次大概认为自己让太太过度操劳，因而导致了她的死亡吧。不过当时的日本，大家都处于过劳状态，要以此责怪父亲，其实也不太公允。加上父亲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即便累积了一些声望，似乎也从来没想过可以雇个帮佣来帮忙。
即便芳江生病，雄次仍忙于事业，完全没有余裕照料孩子们。雄次在芳江过世后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后逐个将孩子们送往住在东京的伊七处所。大概是判断自己在佐吕间既无庞大产业，而“产业组合”中的职缺又有限，如果让孩子们留在当地，往后大概不是变成农民就是从事畜牧业，与其如此，还不如将他们送往东京。
首先是在1931年把高等小学校毕业的长男辉一送往东京，隔年连刚进小学的谦二也去了；稍后政一与泰子也被送往东京，最后只有幺女秀子留在佐吕间。雄次好像与片山夫妻达成了协议，由雄次寄养育费到东京，让片山夫妇抚育这些孩子们。
他们被送到东京时，正值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衰退，市场经济正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金融贸易也进入国际化的时期。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都会区中产阶级市民抬头，成为日后消费文化的起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农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胀的状况。“农业组合”与“购买组合”也是因都市与地方贫困不安定，以及出现贫富差距问题为背景而兴起的。这些状况正预告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