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爱上运动，爱上领导力

我仍然踏步在路途之中，启程去赴另一场生命的交汇

鲍勃·迪伦，《愁肠难解》 Tangled Up in Blue

四方的风之父，为我吹动风帆，跨越年轮之海，与之相随的是没有退路，只有一张坦率的脸，去面对那恐惧的漫长海峡

齐柏林飞艇乐队，《克什米尔》 Kashmir

1963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兄弟姐妹、阿姨和表兄弟姐妹正在后院野餐，而当时仅3岁的我，只是在后院跑来跑去。

小时候，我内向又害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总是在后院跑来跑去。我有5个亲兄弟姐妹，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不到8岁；我还有37个表兄弟姐妹，他们都住得离我家很近。按照年龄，我排在这一大群兄弟姐妹的中间。虽然有一个如此大的家庭，但事实上，我从未觉得自己真正融入其中。我的童年生活既不幸福，也不安定。

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北圣保罗郊区，那里聚集着许多工薪家庭，距离明尼阿波利斯20分钟车程，距离威斯康星州边界的圣克罗伊河也是20分钟车程。对很多人来说，那里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但对我来说，那里就是家。

我出生之前，父亲就建好了我家的小房子。我对这座房子印象最深的是，它有一个红砖壁炉、一个秋千，后院还有一个供儿童玩耍的沙坑。地下室里有一间卧室，我和我的兄弟就睡在那里。

我的母亲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她热情、善解人意，对每个人都面带微笑。父亲的性格与母亲正好相反，他比较悲观，总是显得紧张、痛苦和不快，我经常能感觉到他的情绪。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消极的人，但我在成长过程中却很少见他向别人表露自己的情绪，他只是一个人独自喝酒。他会在杯子里装满加拿大威士忌和苏打水，从早上9点左右开始，一整天都在续杯，晚饭时也要喝一整杯。喝酒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母亲和父亲并不能彼此迁就，因此，我得以见证两种迥然不同的处世之道和生活态度所表现出的状态有多么不同。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家庭关系很混乱。正因如此，我的童年充斥着不确定性、悲观、压力和恐惧，这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担心、想象和做梦。小时候，有一个痛苦且尴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是尿床。早晨醒来时，我经常浑身湿透。母亲不得不争分夺秒地给我洗床单，把床擦干，让我尽量干净地去上学。除此之外，她还要给孩子们制作6份定制午餐，并在每一个午餐盒的正面亲切地写上我们的名字，最后让我们都能准时出发。但生活并非总是那么美好和一帆风顺。

上二年级时，我还是会尿床。某天早上，在上第一节课时，老师突然停了下来，后退了一步，问教室里是不是有人尿裤子了。我既恐惧又羞愧，脊背发凉，因为我昨夜又尿床了，气味无法散去。但当时的我并没有举手。我僵在原地，害怕她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让我出去。我从来没有因为尿床去看过医生。因为我知道，我家附近的梅奥诊所将压力和焦虑列为儿童长期尿床的头号危险因素。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好像很少有开心的时刻，除非他喝多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父亲于84岁时去世，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和母亲在共用晚餐时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那也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和他们交谈。

父亲在高中时喜欢踢足球，也经常和祖父一起打猎、钓鱼。高中毕业后，他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于是进入位于圣保罗的圣托马斯学院学习。他喜欢建造东西，从小就在建筑队工作。建筑显然是他的快乐源泉，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上大学。最终，他离开了大学，进入建筑行业工作，直到应征入伍。退伍后，父亲重返建筑行业。但好景不长，祖父的意外去世让他离开了建筑行业。父母和我一致认为，经常饮酒可能是祖父去世的主要诱因。

主业“职业冰球运动员”，副业“企业总裁”

20世纪40年代起，我的祖父经营韦伯晚餐俱乐部，这是一家拥有着12条道的保龄球馆、酒吧、夜总会和餐厅的综合型俱乐部。我的祖父母一直将俱乐部经营得很成功。但就在他们负债将俱乐部扩建成一栋崭新的大楼时，祖父去世了。祖母希望父亲继承家业，因此，父亲在23岁时离开了他热爱的建筑业。对祖母和父亲而言，俱乐部是他们为了生计需要打拼的事业。在父亲接下来的40年人生中，这更是他生活的全部。当然，经营一家俱乐部确实能让他每日都能喝到酒。

回顾当时的日子，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正在俱乐部帮忙，从自动售货机里取出25美分、10美分和5美分的硬币，准备将它们存到银行。9点，一位顾客走进俱乐部，对我们说：“早上好！”

当时，父亲没有回应，祖母则一脸愁容地抬起头来，苦涩地问：“这有什么好的？”当时，这种消极的反应让我感到震惊，现在依然如此。我总是觉得，生命太短暂，不应该如此悲伤、愤怒或痛苦，尤其是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的母亲和她的家人——谢弗家族，都是爱交际、快乐、积极且受欢迎的人。我的性格比较像父亲，但我总是希望自己快乐，像外祖母那样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把人们吸引到我身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开。

多年后，作为布鲁克斯的首席执行官，我带领所有员工参加了四色性格测试：蓝色代表精确和专注；红色代表决断和果敢；绿色代表连接和关怀；黄色代表外向和投入。我想成为一个黄色性格的人。同样，在迈尔斯-布里格斯 的测试中，我是一个想变得外向的内向者。对我而言，成为一个外向的人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态度是一种选择，开放、乐观、积极的人才会对其他人产生吸引力。

1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了一些认知。我开始与表兄妹、学校的朋友、邻居一起，在我们住的那条街附近的池塘、溜冰场上滑冰、打冰球。运动之后我会去他们家做客，部分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的阴晴不定。就在那时，我开始注意到，他们家里那些放松、平静、快乐和富有魅力的人，与我家里那些阴郁和谨小慎微的人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我最终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在运动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独处。我特别喜欢在父亲的车库和工作室里把东西拆装成新的玩意。我有化学玩具、拼装玩具、乐高玩具等。我会改装我的自行车。我经常去图书馆借电子学方面的书，并制作了晶体管收音机。我还尝试设计照明电路，并因此炸毁了许多灯泡，因为我将它们直接插入了120伏的插座。后来，我和哥哥还计划将他的1967年产雪佛兰Bel Air改装成一辆自有版本的酷炫街车。我还为我的立体声音响设备搭建了一套塔式扬声器。从手工制作实心橡木橱柜，到布线低音扬声器、交叉扬声器和高音扬声器，最终，这套塔式扬声器可以非常响亮地播放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克什米尔》。我喜欢了解事物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成为优秀的产品设计爱好者和鉴赏者的关键因素。

七年级时，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英语老师，她鼓励我不仅要向别人学习，还要憧憬自己的未来。她就是麦格拉思太太。她鼓励我们接触伟大的作家、哲学家或艺术家，了解他们的艺术流派并重温他们最伟大的作品。

然后，她会给我们布置一个作业：用一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感想。这篇文章最终给了我所需要的方向和动力。麦格拉思要求我们写一篇关于自己将来会从事的五种不同职业的文章。当然，像任何有自尊心的明尼苏达孩子一样，我选择了“职业冰球运动员”。我提到著名冰球运动员鲍比·赫尔（Bobby Hull），他曾描述过自己在训练和比赛之余有多无聊。因此我写道，我还需要一个“副业”，也许是去经营一家小企业。除职业冰球运动员外，我还选择了商务经理、神经外科医生、科研人员和股票经纪人等职业。

当时，我还在上富尔顿先生的数学课。我们曾在课上做过选股练习，并跟踪了股票的长期表现。我选择了艾睿电子（Arrow Electronics）的股票，并开始梦想成为这样一家企业的总裁。事实上，在家族中，我的伯父就是一家大型建筑企业的总裁，他的企业建造了圣保罗市政中心。那是一个可容纳16 000人的场馆，也是世界冰球协会的明尼苏达战斗圣徒队的比赛场地，以及美国各州的高中冰球锦标赛的举办地。我有几个朋友的父母也经营着成功的企业，他们看起来很幸福，似乎没有太多的焦虑。我隐约感觉到，自己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多亏了七年级的英语课和数学课，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可以为我的冰球梦添砖加瓦：我要获得MBA学位，有朝一日成为一家企业的总裁。尽管如此，我还是完全沉浸在冰球运动中。

逐渐消退的冰球梦

冰球是一项快速且注重身体对抗的运动，它对技巧、精确度、力量、团队合作和流畅性的要求很高。我第一次学会滑冰，是在邻居院子里一个极小的溜冰场上。经过多年练习后，我终于可以做到在交错的池塘和湖泊上持续滑行。明尼苏达人喜欢吹嘘他们能把冰球打出1千米以外，后来，我在实践中确信了这一点：对于滑冰爱好者来说，下雪前的第一次结冰期所形成的冰场是一片天堂。但正因如此，我不得不去捡那些由于失误而被抽打到湖对岸的冰球。

那时的冬天，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池塘和当地的溜冰场上滑冰，青少年冰球联赛因此大受欢迎。我的目标是去希尔·默里学校上学，那是一所当地的天主教高中，因其冰球队在青少年冰球联赛中的统治地位而闻名。我的计划是组建一支冰球队，然后参加在圣保罗市政中心举办的为期三天、可由电视转播的州锦标赛。我梦想着加入明尼苏达大学的地鼠队，成为北美职业冰球联盟（NHL）中明尼苏达北极星队的球员，甚至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

当时的我痴迷于冰球，并倾尽所有投身其中。我加入过喷射队、皮威队、矮脚队和校队，经常加盟一流的“旅行队” ，而且总是参加夏季联赛。我母亲每周都会开车送我去训练，有时早上6点便会出发。如果她不能送我，我就得在黑暗的冬日里，带着运动装备步行约1千米去极地竞技场，或者和队友一起搭便车去参加比赛。我那时身材高大，一开始是守门员，后来换到其他位置，最终在左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特别关注一个来自北圣保罗的球员。他后来为地鼠队效力，有了一个不错的高中生涯。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冰上来回移动。不管是在失去平衡时，还是在快速移动时，他只需依靠手腕轻轻挥动球杆，就能把冰球打入球网的上角。

我在车库里花了几小时试图掌握这种速射技巧。我报名参加了每一场夏季联赛，然后继续训练自己的挥杆技术，以确保能将球打出去。最终，我打出了一记像样的射门，可仍然无法像那名球员一样在快速移动且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成功射门，尽管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

我的兄弟姐妹上的都是公立学校，但我决定说服父母让我去希尔·默里学校。我知道家里经济拮据，所以我在韦伯晚餐俱乐部干了很多拖地、打扫浴室的活儿，还在保龄球柜台帮忙。夏天，我还加入了一支商业屋顶施工队，以赚取我的大部分学费。在希尔·默里学校，我报名参加了足球、冰球和田径项目。因为我父亲身高约1.88米，我以为自己还会继续长高。但事实证明，我母亲的基因“占了上风”。14岁时，我的身高几乎停在了1.73米。在团队照片中，我从后排最高的孩子逐渐变成了坐在前排的孩子。在其他人不断长高的时候，我的身高增速却一年比一年慢。在跑步方面，我没有节奏问题，但因为身高，我的步幅出现了问题。

在希尔·默里学校，许多伟大的冰球运动员在高一就进入了校队，并效力至毕业。这也是我的目标。为了有资格参加在冰上举行的选拔赛，我先要在赛道上以6分钟以内的成绩跑完1英里。跑步成绩达标后，我在三场选拔赛中赢下了两场。但是，当校队名单公布时，我的名字却不在其中。很难描述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多么大的灾难。

就这样，我在校队二队度过了难忘的一年。高二，在参加了三场选拔赛后，我终于如愿被召入校队一队。我的NHL梦想没有破灭。这所学校是冰球运动的强校，超过12名队友进入了大学冰球甲级联赛。在他们之中，守门员史蒂夫·贾纳斯扎克（Steve Janaszak）曾经作为吉姆·克雷格（Jim Craig）的替补入选1980年被称为“冰上奇迹”的美国冰球奥运代表队。我的锋线搭档是克里斯·普莱尔（Chris Pryor），他最终留在NHL打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校队的常规轮换阵容里，通常是第三顺位。每年，我们的目标都是获得州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并获得更多观众的支持。这是高中时代的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因为似乎全州的人都在关注这场高中锦标赛的球队和球员。如果我能在全州最好的球队中脱颖而出，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冰球运动员。

每年在州锦标赛之前，我们都要在某个队员家里举行全队会议，为比赛做好心理准备。在我高三那年，大家围坐成一个大圈，每个人都被要求分享自己对未来的看法。鉴于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州锦标赛，也是最后一次争取冠军的机会，我恳请队友下定决心赢得冠军奖杯。希尔·默里学校已经赢得了很多分区冠军，但在之前的州赛中，我们拿到的不是第三名就是安慰奖。我想赢得州冠军。我当时的心态在以后的生活中被证明是有用的： 胜利始于信念，如果你有一张比赛的门票，为什么不为 胜利而战呢？

教练也赞同我的看法。他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团队迎接挑战并力图成为最好的一支队伍，这种感觉很棒。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全力以赴，但还是被对方一名伟大的守门员以1∶0淘汰。

至于我未来的副业，在希尔·默里学校，我曾两次成为班长，并参加了男孩政府 ，还是学生会成员。此外，我为学生报撰稿，并在音乐剧《你好，多莉！》中获得了一个角色。我开始热衷于培养自己的领导力。

后来，我在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打冰球。当时，我对一位名叫玛丽·埃伦的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跟着兄弟姐妹在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就读。我和玛丽上的是同一所高中，但直到高四才认识。那年秋天，她加入了冰球啦啦队。我在赛前热身时看到她在冰上表演，从此无法忘怀。假期里，有一场叫作“银铃舞会”的“女孩邀男孩”的交谊舞会。我暗自心想，如果玛丽邀请我一起去，那就太棒了。于是，我请一位彼此共同的朋友尝试在她心中激起这个想法，从而让她知道我的意愿。我鼓起勇气接近玛丽，在学校图书馆向她介绍自己。当时，她正在查字典，我通过寒暄打破了僵局。一周后，她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参加“银铃舞会”。仅仅几次约会之后，我们就确定了关系。她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真正的灵魂伴侣。她外表文静、举止阳光，内心丰盈且坚强。与我不同，她与家人关系亲密。她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平易近人，是一位天然的倾听者，总能给予他人睿智的建议。现在，我和玛丽已经在一起40多年了。

大一之后，我的冰球梦就渐渐消退了。我的身高停止了发育，我成了冰面上最矮小的球员之一，而速度也无法变得更快。我很清楚，我的冰球技能到了天花板。

我重新认真审视了那篇七年级的文章以及对“副业”的渴望。我仍然想经营一家企业，而且我需要一个MBA学位。因此，我改变了志向和关注点。我放弃了冰球比赛，转到明尼苏达大学攻读MBA学位。一路走来，我逐渐成为一名要强的学生，并再次开始争分夺秒地完成作业，努力获得优异的平均绩点、更高的考分以及进入顶级MBA项目所需的领导经验。同时，我仍然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规划自己经营企业的道路，因为我不再在一年中的8个月里每周滑6天冰了。

跑步，天赐的一份礼物

在我大学冰球比赛挂靴后的第二天，我意识到必须找到一项可以替代冰球的运动。我喜欢打冰球。这项运动的核心是在冰面上带着冰球快速移动——穿梭、拼抢、传球、冲刺、射门。对我来说，打冰球是一场全身心的锻炼，它滋养了我的灵魂。我需要找到一项新的活动，使我能够竭尽全力，提高心率，并满足自己天生的运动欲望。那一年是1980年，当时，“慢跑热潮”正在兴起，我开始尝试参与。就这样，我开启了跑步。

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我每周跑步3～5天。我需要跑步，就像需要空气和水。我喜欢跑步这项运动的便利。只要工作和家庭安排允许，我就可以把它灵活安排在早上、中午，甚至在孩子们上床睡觉后的深夜。它总是在那里等着我，就在我的门外。当孩子们还小时，晚饭后我们会牵着狗出去玩所谓的“自行车跑”——男孩们骑着车，我则带着狗在附近的街道上奔跑。

虽然我在高中时，曾作为短跑运动员参加过为冰球而进行的训练，但我从未真正认为自己是一名“跑者”。但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我需要跑步。1982年，我报名参加了10月份的双城马拉松比赛，并决定增加日常跑步里程数以保持身材。我没有真正的计划，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总是独自跑步，从来没有和完成过马拉松比赛的人交谈过，也没有咨询过教练。我把训练发挥到极致，我可以跑20英里，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于是，我满怀信心地踏上了起跑线。就像训练时一样，我在前20英里跑得很扎实，达到了每英里7分钟的配速，并且在上坡和下坡时还用我这双参加过冰球比赛的腿超过了很多跑者。但当我爬上密西西比河的渐变坡，进入圣保罗的最后6英里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的身体崩溃了，腿和脚都很痛，再也不想挪动。在剩下的比赛中，我的配速超过了每英里11分钟，最终以3小时31分完赛。说得好听点，我是精疲力竭，但其实我的心理防线在最后6英里完全坍塌。

我很喜欢《跑者世界》（ Runner's World ）杂志的“狂欢跑”栏目。这个栏目为读者提供世界各地风景如画的跑步地点。每月拿到新上市的杂志，我都会满怀期待地赶紧翻到“狂欢跑”栏目。这些跑步地点的图片很有震撼力，让我不由得心生向往。我喜欢在有标志性景物的、环境宜人的地方跑步。在明尼苏达大学，我会沿着密西西比河边的小径跑步，一直跑到圣保罗的顶峰大道。旅行时，我会从酒店前台拿一张当地的地图，从中找出这座城市最好的一条跑步路线。就这样，我曾在纽约中央公园踩着2英寸 厚的新雪跑步，在夏天日出时跑过巴黎的街道，在秋天穿过莫斯科的红场，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伯德小姐湖小径上奔跑。马勒道州立公园就在我家附近，我在那里跑过一片次生雪松和冷杉树林，然后再跑向几棵历史悠久的古树。

跑步真的成了我的冥想时刻。一英里又一英里，我会思考工作和生活中那些让我夜不能寐的问题和挑战。有的时候，我的思绪在跑步时过于投入，以至于抬头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得不去查看街道标志来确定自己的方位。我经常会在生日那天将音乐合辑放在一起——通常以鲍勃·迪伦的深沉曲目为基础——然后让自己沉浸在6英里的禅跑中。跑步对我来说，是一份天赐的礼物。

塔克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明尼苏达大学的那几年。我被选为西格玛努兄弟会的主席。西格玛努兄弟会是一个校园组织，曾经有过辉煌的日子。西格玛努兄弟会的工作十分烦琐，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使庞大校园更加易于管理的好方式。我们招募的会员人数比往年增加了35%，我们还筹集了资金，对西格玛努兄弟会的办公场所进行了必要的修缮。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园生活中，让我产生兴趣的另外一点是1982年第四季度名为“MGMT 5101”的领导力高级主题课程。这门课常常会邀请明尼苏达州当时最好的企业（包括3M、塔吉特、克雷研究、Marvin Windows等）的首席执行官来进行分享。该课程由惠洛克·惠特尼（Wheelock Whitney）来授课，他是Dain Bosworth（现为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并且曾竞选过明尼苏达州州长。

惠特尼非常睿智，富有洞察力，同时颇具人文气质。他举止优雅，为人慷慨，朴实且包容。作为学生，我们曾被邀请去他家里做客，他在篝火旁边弹吉他边唱歌。他是我当时遇到的最接近文艺复兴时期气质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课程结束时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如果想要成为一名有效的领导者，就需要具备良好的判断力。我将这一领导力真理内化为对自己的个人挑战。领导者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在面对重大事件时。“良好的判断力”这一要求对我的未来大有裨益。

1982年，我和玛丽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并结婚。那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业环境最为严峻的一年。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由政府试图遏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现象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引发的。那一年的失业率高达11%，通货膨胀严重，贷款利率飙升，优惠利率达到创纪录的21%，经济处于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

当时的我，不确定自己应从事销售、财务还是运营工作，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不想经营家里的俱乐部。我不想被失败或家庭冲突所束缚。我想加入一家真正的企业，与专业人士共事，由此踏上一条能够带领我成为企业总裁的职业发展路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系统抽签面试中，我最终获得了两大银行的面试机会，分别是西北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得到了两家银行的录用通知书后，我最终选择了第九联邦储备区最大的银行——西北银行。

西北银行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后来与富国银行合并。那是一段令人惊叹的工作经历，作为一名信贷员，当时23岁的我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企业，从帽子和帽子纺织制造商到二手假发零售商，再到医疗产品制造商和羊毛衫企业。我通过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来评估企业贷款信用度，并与大量的一线客户进行了互动。这些客户的年纪和我父母甚至祖父母相仿。不久，我就知道我想要站在会议桌的企业一侧，成为一个品牌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年轻的银行家，我发现与企业老板和首席财务官一起工作很有启发性。银行向他们提供贷款，让他们的业务发生一些改变，因此，我对他们的战略和执行情况感到好奇。这看起来比发放和回收贷款有趣得多。

我开始计划学习一门顶级MBA课程，我相信这是成为有领导力的人选的关键一步。在银行工作的第一年，我遇到了苏珊·克鲁斯，她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毕业生。她态度坚决地要求我去申请塔克商学院，我照做了，她还在学院招生处为我美言了几句。塔克商学院在招生的最后阶段通过了我的申请，这几乎是我与希尔·默里校队失之交臂一幕的重演。就这样，我最终收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信件之一——塔克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对当时的我而言，就读塔克商学院是一项巨大的投资，我主要用学生贷款来交学费。这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给初为父母的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是玛丽。显然，我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和玛丽带着一岁的儿子迈克尔来到塔克商学院，离开时又多了第二个儿子乔尔。我们深知，如果我还是单身或者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在塔克商学院的社交体验会大不相同。虽然我会和同学一起参加周五晚上的“塔克之尾”活动，一起喝杯啤酒，但随后就会回家了。尽管我们经常错过社交活动，但我们从不遗憾，因为我们在塔克商学院的已婚人士圈子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这段经历是我们家庭旅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在塔克商学院的第一年既精彩又紧张。我们在研究生院的生活有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工作和压力。海量阅读、案例准备、小组讨论和学期项目迫使我必须做出事务优先级的选择。这里的节奏有点像一个新兵训练营，每天都会有大量工作扑面而来。如果你对课堂之外的任何活动都感兴趣，无论是体育、健身还是家庭，那么繁忙的程度就会加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相信塔克商学院在以团队为导向的文化和课程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每天下午和晚上，我们以四五个人为一组，花几小时研讨案例。上课时，教授们会非常熟练地快速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

时至今日，塔克商学院的一些教授仍然是我所接触过的最有见地的商业人士。他们会教你如何像投资者或首席执行官那样思考；他们用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武装你，帮助你解决任何可能遇到的商业问题。这段经历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商业基础。

远方的指导者：巴菲特

当时，苹果刚刚推出麦金塔计算机，个人电脑时代已经开启。在西北银行工作时，我所在的部门获得了第一台装有VisiCalc软件的IBM个人电脑。我抓住这个机会，成为西北银行第一个创建“无纸化”电子表格的银行家。这种电子表格能够对财务报表进行历史分析，还能围绕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行预测和分析。有了VisiCalc，你可以在几分钟内运行一次又一次的场景分析，而不是花费几小时，且从不需要用到橡皮擦。

我用个人电脑对现金流进行了详细的建模，观察现金流通量、回复率和广告资金的情况。对我来说，看损益表只是开始，我还通过收入和毛利润了解到客户的购买行为和购买意愿。我还为韦伯晚餐俱乐部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清楚地表明，俱乐部需要扩大保龄球联赛的参赛人数来避免亏损。但这个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塔克商学院，我所在的班级是第一批使用个人电脑的MBA班级之一。我们都购买了个人电脑。我购买的是一台全新的IBM基础级个人电脑。那是一台8086电脑，配有双软盘驱动器和普林斯顿琥珀显示器，还有一台运行声音听起来像打蛋器的OKI文件点阵打印机。我们是第一代在个人电脑上使用电子表格进行训练的分析师。很快，我们使用的软件从VisiCalc升级到Lotus1-2-3，再升级到集成文字和图形处理的Lotus Symphony。成为如此强大的新工具的早期使用者是很有乐趣的。软件可以增强人们的分析能力，让数字在文档和图表中进行对话。个人电脑更新了我的认知，如果你能将数字中反映的现实生活行为和驱动因素可视化，财务报表真的可以“说话”。

我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寻找暑期实习机会，之后被考尔斯传媒公司（以下简称“考尔斯”）雇用，该公司拥有《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等报纸。在首席财务官领导下的财务组工作，使我有机会访问华尔街和投资银行，审查其他传媒公司的年度报告，并为我们的最终定稿做准备。正是在考尔斯，我被介绍给沃伦·巴菲特（不是当面介绍，而是通过写给他的年度信件）。1977年，伯克希尔收购《水牛城晚报》（ Buffalo Evening News ）时，竞争对手正是考尔斯。考尔斯曾经在水牛城拥有与《水牛城晚报》旗鼓相当的报纸，但在与伯克希尔的殊死搏斗中连年亏损，最终于1982年休报。这些亏损在考尔斯的财务报表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必须弄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亏损。于是，我决定看看伯克希尔在这件事上的立场。通过研究参与其中的企业来了解一个行业和市场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了解他们如何向用户展示所有人都在努力争取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水牛城收购”尘埃落定时，伯克希尔公开表示，《水牛城晚报》在1984年从亏损400万美元变成盈利2 700万美元。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大获全胜。

通过这次事件，巴菲特间接地引导我理解了我在塔克商学院期间没有完全领悟的市场动力学。报纸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长，其广告价值会不断提升，然后就可以在编辑部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报纸内容的质量。这种良性循环创造了一个利润飞轮和不断增长的规模回报，使同行与之竞争变得愈发艰难且代价昂贵。这也是一个关于“市场信号”的真实教训，因为巴菲特通过言语和实际行动明确表示，他永远不会放弃。事实上，巴菲特曾在一个只有两家报纸的小镇上遭受过重大亏损，但他还是坚定地投资了这家报纸。考尔斯在这一场败战中是心服口服的。巴菲特清晰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我把他所有的年度致股东信从头读到尾后发现，这是一个目光长远的人，他让他的竞争对手和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他的特质。从那以后，每一年巴菲特发布的致股东信，我都会认真阅读。

我的暑期实习非常有价值，但第二年我还是回到了塔克商学院继续学习。在此期间，我开始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MBA在市场上十分抢手，我的面试时段主要被投资银行（提供咨询）、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所占据。但那篇七年级的文章再次提醒我：我想经营一家企业，并且我正在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塔克商学院MBA项目的高潮体验之一是为期一周的电脑模拟游戏《大亨》：5名学生组成一家企业，通过一个由计算机模拟的全球钟表行业进行商业竞争，这个游戏的周期相当于钟表行业的几年。该游戏将根据企业的价值增长和盈利能力打分，最终的赢家归属于创造了最赚钱的业务的那家企业。规则已经设定好了，其他一切均交到了你的手中——产品战略、定价策略、营销组合、采购战略、物流、库存和应收账款策略、客户需求，以及国际增长。

我们玩这个游戏时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运用到我们去年学习的许多管理工具的宝贵机会。游戏进行到一半时，我的第二个儿子乔尔出生了，所以我经常在学校和医院之间跑来跑去。

我的团队在游戏中成立了Roman Hands公司（记住，这是钟表行业，那时钟表还有指针）。这款游戏非常棒，但我们在企业成立初期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没有注意外包生产产品的落地成本。我们一直在疯狂地发展，但实际上一直在赔钱，直到我们发现钟表外包生产的真正成本比我们自己生产的成本还高时。我们迅速进行了调整，然后奋力冲向终点线，最终获得了第二名。考虑到之前几乎致命的失误，我们把第二名当作胜利来庆祝。我们在参加模拟游戏期间得到了很多教训，最明显的一个教训是：事情只做到80%，也许并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创业失败的因素有很多，所以你必须关注创业中的一切。

按照我的理解，商业项目的执行类似于向前移动一堵砖墙，一次可以移动几块砖，但每块砖的移动方向和速度都要同步，否则墙就会倒塌。这堵墙就是你的企业，每块砖就是一组关键的优先级事项。我开始注意到，伟大的企业会同时做好很多项目，它们的成功并非偶然。这不是通过一个超级明星员工、一款获奖产品或成为当下的热门品牌就可以实现的。《大亨》模拟游戏让我在第一次执行商业计划时就遭遇了挫折。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我的最后一次受挫。

发令枪响了，我起跑了。

蓝色火焰思想

塔克商学院的经历，塑造了我后来在布鲁克斯优先考虑的许多价值观：从投资者和首席执行官的角度去思考企业；通盘考虑，事先验证计划；为客户和盈利能力解决问题；拥有自己的观点；制定一个你可以实现的竞争战略；像塔克商学院的小组那样，做到团队制胜。如果你很聪明，那很棒。如果你不能带领队友一起站在终点线上，一切就结束了。 DN/r8X3U54vV/vize1daOfXNUOwnZSCMw4RbLCVeg5u/2Fle4bp0bLUeBKoX2F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