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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表述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它由理论切实转变为实践，则是在俄国完成的。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状况得以结合，并体现出了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主要通过吸收布尔什维克革命经验完成第一次理论创新。在反帝、反封建及反官僚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义革命及新民主主义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系列问题。第二次理论创新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完成的，主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从根本上回答和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首次比较系统地回答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特点是批判性、建设性和信仰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性，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构建人类理想的社会模式。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其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宗教所能完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相继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联精神及红岩精神，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形成大庆精神、改革精神、女排精神、深圳精神和反腐倡廉精神，这些都是近现代本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最终提升为传统文化的既有价值。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新世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突出位置。十八大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本土文化的新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应该是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在市场经济中重视人的主体性，发挥人的自为性、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获得了验证，是正确的且具有指导性。该学说是新中国政治制度存在的基础，并继续指导着经济、文化事业。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相较，二者是融合还是并行，须重点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人们社会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共存于人们的脑海中。1987年，张岱年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
，即“文化综合创新论”，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对传统进行融合创新。1990年，方克立将这一理论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2006年，又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在多元化面前，先使其“本土化”，最终归于传统，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本土文化的概念要大于传统文化，但传统必须坚守，并依此为基础，实现多元归位于本土，即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三大思维体系共同构建我国现当代的本土文化。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意在以本土文化为推手，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包括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但须有切实可行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是主流社会的产物。它源于意识形态，又高于意识形态，是公众自下而上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坚守，是在长效背景下的一种个体自觉。中国的主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改革意志及不断进取的意识为核心，形成“主流价值观”所需的必要文化基础及“主流社会”构成的必然组成部分，并成为民众的一种文化自觉。它“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具整合和引领作用的文化”
。在此基础上，由主流文化指引，公众就可形成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强国战略就可有的放矢。另，我们还须确定什么是精英文化，何者是大众文化，还要区分“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即要区分哪些是需要宣传的，哪些则具有操作性。如制度、政治、律令、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信仰、思维、文学、艺术、历史、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都属于观念性文化，源自从头脑里对传统的敬畏，是形而上的东西。在此观念文化基础上，构建具有操作性的本土文化。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学说激发着本土文化的存在性，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漠视具有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则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华大地上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很难维持其可持续性。当然，本土文化若想充分实现自身价值，须现实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提升其存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