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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民族自信曾经产生危机，甚至产生严重的自卑心态，这种自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进行了刻骨铭心地反思，认为我们的本土文化不重视科学，所以，要振兴中华就应放下本土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即用西方文化全面改造中国文化体系。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无情地批判，认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为基础是一大悲哀，而以宪法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
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借用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主张重新评估一切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
。之后，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的世界化和全盘西化》就主张放弃传统文化和折中主义，进行彻底的世界化和西方化。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期待比任何时候都强，认为西方所拥有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缺失的。本土文化长期以来的主流地位在思想界就此被冲垮。
但到二十一世纪后，面对物欲横流的今天，突然发现，曾被我们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实际并不那么令人憎恶。张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提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之立教宗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当时，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实际是合乎世纪潮流的。用现在的话说，拿起外来文化振兴中华是应该的，但不能同时放下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是“道”，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外来文化是“器”，是锦上添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空前丰富而人心空前浮躁，是“器利而道亡”之象。国民不遗余力地推崇外来文化，而本土文化流失却日甚一日。如西医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中医却因无法被现代科学解释而日渐式微，中医源于中国文化之本《易经》，又与道家思想关系密切，所谓“十道九医”“医道同源”，如果中医不存在了，那将是中华民族甚至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
除此之外，甚至还产生了新的趋势：将外来东西视为我们自己的，而传统的又视为外来的。号称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在做出建仿唐式建筑、寺院的决定后，竟然去日本奈良考察，然后仿建，建好后免不了遭受公众质疑“这是座日本庙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如在中国当下，外国节日比本土节日更受重视和欢迎，圣诞节的热烈场面远超过元旦，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也已铭记国人心间，但这些表象之下却很少有人了解外国节日的人文价值，甚至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人文价值也不甚了解。面对如此窘境，国家出台了新的休假政策，增加几个传统节日的假期，实际上是捍卫本土文化，守住最后传统文化的民俗阵地。服饰方面，秦、唐、宋等各个朝代的服饰，共同特点是直曲、宽窄、刚柔相得益彰，色彩反映阴阳相济的传统思维。但在今天，传统服饰基本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西服、西裤、衬衫、领带，很少看到传统的服饰，只是偶尔在一些国际会议或运动赛事上，会出现唐装、旗袍。音乐方面，我国传统音乐追求“意境美”，西方音乐追求“形式美”，一个超越了现实，一个停留在现实，一个表现人心共鸣的“弦外之音”，一个表现宇宙自然的“天籁之音”。但在当前，国内的音乐已更趋于大众化、流行化，众所周知，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更趋西方化，更多追求外在的东西而不是美的意境。绘画方面，国画重写实和写意的融合，西洋画则先写实画后写意画；从人文色彩看，国画追求自然和谐的体用精神，如山水国画、花卉国画等，西洋画则多追求自由仁爱的宗教精神，如印象派的超现实主义油画等。但目前，国内的绘画艺术，无论在精神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趋西方化，优秀的国画作品越来越少。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安身立命之本，以各种具体生产形态为表象。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荡然无存，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生存，民族凝聚力自然无从谈起。如果大家一日三餐都吃外来的汉堡包、时刻惦记着外国节日，即使没有言明，但事实上已做了他者的文化俘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万千年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正如陈奎元在《中国史话》总序中所说，如果丢弃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侵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我们应坚持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处、互融互惠、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前提是必须维护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否则整个民族便如沧海一粟，瞬时便湮没在浩瀚无垠、波涛汹涌的文化海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