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作为一个近代性的学术词汇，我国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期间文化精英热衷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文言与白话的比较，也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15年，《新青年》和《东方杂志》掀起了东西方文化比较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东荪、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百余人参加，一直持续到1927年前后，发表论文近千篇。这场大讨论普及了文化学知识，中国文化研究在东西方比较的模式中逐渐起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我国文化工作者主要是翻译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先后翻译了美国爱尔马德（Elman R.Service）《文化进化论》（1930），英国韦尔斯（H.G.Wells）《世界文化史》（1932），美国洛博特·路威（Robert H Lowie）《文明与野蛮》（1935），德国福利德尔（E.Fredell）《现代文化史》（1936），英国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论》（1941）等文化经典著作，推动了我国文化研究，刺激了一些文化专著的问世，陈序经《东西方文化观》（1933）和《中国文化史略》（1935），富示显《现代文化概论》（1935），林语堂《中国文化精神》（1941），吴文藻《文化学》（194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建国以后，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文化研究曾一度中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钱学森《〈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提出，文化是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基础理论，建立文化学科是十分必要的。1982年12月16—19日，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编辑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对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的性质、形态、演化和分类，文化与文明关系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1984年3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出版发行。1985年上半年，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等作为了主题讲演，影响深远。之后，《文汇报》《光明日报》相继开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研究有所沉寂，进入新世纪后又再度兴起。概括地说，此时期“文化热”波及文化的各个领域，向各个学科渗透，进入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化似乎与艺术进行某种耦合，并向文学过渡。
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研究进入深入时期。这时期一大批文化研究专著的问世，文化网站和文化研究的专门刊物纷纷出版发行。罗钢、刘象愚主编了《文化研究读本》（2000），介绍了“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及“传媒研究”。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2000），系统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知识分子的关系，勾勒了文化研究的发生发展史、它的理论资源及其传播。同时，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著作纷纷问世。
2002年5月，国内第一家文化研究学术网站正式成立。该网站以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推广与传播，介绍国外前沿理论及重要理论家，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为宗旨。整体上看，新时期中国文化理论基本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类。
总而言之，国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文化研究热潮以来，关于文化、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二十多年硕果累累。梁漱溟、张岱年、汤一介、司马云杰、李宗桂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个人和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根本和民族团结、凝聚的纽带；指出优秀的本土文化不仅是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更包括五千年来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时空、流淌在代代中国人血液里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情感，丰富的文本和文化遗存是本土文化的载体。多数学者认为，在当代，亟待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密切回应社会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同时又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
关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
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习惯于将其与传统文化等同。但事实上，二者在内涵、特征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也正是差异，使我们看到将二者区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从时间层面考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而谈及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则具有现时性。帝制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且当时中国处于东亚中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土性很容易被忽略。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朝步入万国，其本土性逐渐为我们所接受。相较于欧美所塑造的近代现世界格局，中华民族文化的本土性一直持续着。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基本成型，而本土文化在时空内依然鲜活，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笔者认为，可以透过对本土文化的研究，来寻找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源头和价值起点，本土文化仍然赋予现代生活以某种积极意义。我们强调文化传承对于现代的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更是一种政治策略；我们正视本土文化价值的意义，并非是要拒绝全球性的价值；中国人正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本土经验的重要性。
而凝聚力问题则更多的牵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2003），认为民族归属在国际关系中是关键，民族主义是冲突的根源，民族问题是世界秩序中的主要问题，它反映着具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对和平的不懈追求。此外，作者提出了不同部落、宗教集团及民族该如何共处及共同发展。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005）是讨论“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探讨不同族属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由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庭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现代科技（特别是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挥所决定。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同的力量》（2006），以全球化与网络化为背景，讨论了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身份认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认同》（2009），主要讨论了规范、认同和文化对安全领域的影响。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er）《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2012），认为现代人所拥有的道德观是冲突的，现代认同与道德认同是有差异的。以上学者从民族层面对凝聚力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另一层面从文化认同角度谈起，认为民族凝聚力的表象是社会凝聚力。在欧洲，社会凝聚力是一个被广泛宣传的概念。沃尔夫冈·格莱泽（Wolfgang Glatzer）在《德国社会凝聚力》（《托克维尔评论》2010年第31卷第1期）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个又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凝聚力。但是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跨国度的、很难定义的一个概念。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 2008）认为，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社会确保其所有成员的福利的能力，缩小差距，并着重强调社会行为者共同责任”。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社会的终极目标，建立在信任、互惠、认识、关怀、兴趣、社会公正、社会保障及其他之上。
帕罗蒂（Forsé.Parodi 2009）认为，社会融合和社会解体密切相关的，但依赖于一个有潜力的社会。凯斯泰勒·诺尔·普里勒（Kistler.Noll.Priller 1999）认为，社会凝聚力是社会资本和荣誉活动的产物。杜博（Dubiel 2008）认为，从内在角度看，社会整合与社会冲突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矛盾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社会学家认为，对于社会凝聚力来说，社会矛盾是一个挑战，但通过一个冲突往往有助于社会凝聚力。社会必须容忍、管理社会冲突，以规避高风险。但这是非常困难的。阿努普·纳亚克（Noop Nayak）《种族、宗教和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的凝聚力下黑人和少数族裔组织的政治反应》（《政治地理学》2012年第31卷第7期》），该文以英格兰东北部泰恩-威尔都市为基点，调查了当代英国30个黑人及少数族群的种族政治、宗教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多元文化”在欧洲已形成政治共识。少数族权的组织参与政治，体现出了文化的融合性而不是隔离的。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从国家层面讨论凝聚力因何而存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和《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2004），认为“冷战”后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出现了“认同危机”。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的《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2003），提出在现代通信的传播环境下，从美国、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探讨目前欧洲的集体认同问题。
简而言之，西方社会认为，民族凝聚力是指一个民族共同体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民族身份等的认同，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社会集团，形成捍卫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民族凝聚力就是因为对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共有和分享，是个人对所在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主张特性的承认和接受，并进而产生的归属感，是将民族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建立在信任、互惠、认识、关怀、兴趣、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等基础之上，有凝聚力的文化是融合性而不是隔离的等。
我国学者对民族凝聚力的普遍关注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陈连开将其概括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表述，这种民族认同意识包括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谢本书《论爱国主义》（1989）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李宗桂《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1998），从传统思想、文化角度对民族凝聚力展开深入探讨、分析，很有参考价值。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2000），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诸种因素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2006）认为，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构建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基石。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2008），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多方位的阐释，并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运动规律。陈圣钢《试论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凝聚力》（2010）认为，在后冷战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民族主义产生和演进，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生长前提与发展动力。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编辑的系列论文集，集中讨论了民族凝聚力的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相关联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凝聚力产生的基本点是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灵魂，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公众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具有自我维系和统摄的能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对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台湾学者对民族凝聚力也有一定的关注，但更多倾向于族群认同，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强调了民族历史变迁的三项主轴，即资源竞争、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一是与本书选题相同的研究成果尚没有见到；二是对本土文化、民族凝聚力等概念范畴的界定及逻辑关系也不够清晰准确，对本土文化传承路径、载体、机制、特征等探讨不够具体和深入，多注重理论推演，而缺少实证研究和实践推动；三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凝聚力提升路径及其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推进民族凝聚力提升的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这个根本点关注不够。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民族凝聚力的提升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推进全体国民对优秀本土文化的认同，进而形成各民族民众在文化认同基础上高度一致的精神归依，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将本土文化升华并合理转化为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正能量，克服社会变迁和民族关系变化带来的离散力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以积极的态度和创新的方法回应全球化对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凝聚力的挑战，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繁荣、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既有理论学术上的研究价值，又有服务实践的现实功能。
同时，本书也为民族凝聚力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本书将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资源更细化和具体化，把本土文化传承与认同作为实现国家凝聚力提升的重要路径选择，并指出以往民族凝聚力提升理论与实践存在局限性，提出解决民族凝聚力提升路径创新和拓展的多重选择视野，强调本土文化的传承、升华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的提升提供了历史依据、民意基础和价值支撑。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而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也激活了民族主义，同时，随着国内社会的转型，人们从自然经济的熟人社会进入市场全球流通的契约社会，不仅文化认同出现动摇，而且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也遇到严峻挑战，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问题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的直接目标与意义在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要满足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本土文化资源共同组成的普遍的文化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认同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尤其要加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加强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使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实现民族凝聚力提升。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本土文化的概念及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第一，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半径不同的同心圆。本土文化以现在时为特征，传统文化以过去时为特征。第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概念及关系。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本土文化认同，是指某一地域的民众或与该地域有某种关系的人自觉地认同该地的文化、把自己归属于该地方的言行和心理表现。政治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从自身的政治主体地位出发，以自我的价值观为评价标准，通过内在的衡量、评判，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可与支持，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一种行为选择。其关系的核心是二者的先后、主次、地位等问题，在当代中国，二者具有一体两面的特殊性。第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其实质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表象，即民族认同的本质是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本质是政治认同。第四，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的概念及关系。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凝聚力，还会再进一步对共同利益、社会理想、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等进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多数人认可的政治理念，达到政治上的认同，这就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即国家凝聚力。国家凝聚力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的民族、群体，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力量，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社会的共同理想、目标等方面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聚合力、吸引力。从民族凝聚力到国家凝聚力的提升，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的飞跃过程，同时，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也是一种逻辑的递进。
2．本土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关系。第一，中华民族本土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渊源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前者提供的文化基因、文化资源、文化底蕴、文化环境等。第二，中华民族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体系发展的基础。民众因为对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共有和分享，对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制度、法律、政策、领导人等公共形态权威的认可和接受，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自愿而为之奉献和效忠的心理和行为，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三，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功能由结构决定。一个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是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路径选择。第四，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刻情感，对最终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必将起到巨大作用。第五，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人民政府的执政能力、整合能力将决定着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吸引力。
3．本土文化对民族凝聚力提升的路径转化。第一，本土文化精神的基础功能。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民族形成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动的基础，使从文化认同发展到政治认同、形成民族凝聚力成为可能。第二，本土文化认同是以中华民族优秀本土文化为介质的民族自我肯定、自我同一、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是对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殷厚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可和内化，使中华民族整体更有包容性和亲和力，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理应顺应文化的发展趋势，寻求文化认同的方式，探索文化认同的路径，实现民族凝聚力提升。第三，本土文化资源蕴含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作为载体的构成要素、作为合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观念形态的构成要素其中包括：（1）文化遗存作为价值符号载体的现代借鉴与转化，如书院、方志、宗族祠堂等；（2）组织、制度的价值与现代转化，如经济、政治、教育、社会、考试、监察制度等；（3）生活方式的价值与现代转化，如汉字、古典诗词、乐礼传承、史学传统等；（4）文化社会活动的价值与现代转化，如公序良俗、民间文化、礼俗好尚、民俗活动等；（5）社会信仰体系、价值观取向、精神追求的价值与现代转化，如“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中庸”、崇尚大一统的汉唐精神等；（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本土性、民族性的红色文化与革命传统等。第四，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感，同心同德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其中，（1）前提：确立科学的文化观；（2）立足点：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伟大实践；（3）保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4）核心：进行法治建设和文化创新；（5）关键：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6）根本：提升国民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