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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载《正蒙·太和篇》云：“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万事万物都存在对立性，对立源于差异，差异必然需要交流、互动。黑格尔将差异等同于多样性。在差异和多样性中，“和合”共存。文化在多样性中接受竞争，在竞争中获得个体自信、民族自信。因此，主流文化必然在矛盾中、挫折中、斗争中得以构建，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如何构建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需在综合中构建。希腊神话有一种“不死鸟”，在烈焰中可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和实生物”，则物物共生。如简单重复，反复模仿，则“同则不继”。所以，“综合就能创新”“魂体用”学说是个很好的开端。古代中国崇尚“天人合一”，在当今社会依然有效。钱穆将“天人合一”称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思想。“天人合一”是在协调“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孔孟哲学、老庄哲学归根结底实际都在讨论“内在性”与“超越性”。
“内在性”是讲人自身，即“人性”。“超越性”是讲宇宙，即“天道”。“上下四方为之宇，古往今来为之宙”。“宇宙”即“时空”，“时空”即天地人。“天人合一”表现在当今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相处。马克思主义重科学、分析，更重普世主义。但其实现方式与欧美的“霸道”学形成鲜明对比。黑格尔讲“抽象的同一”，更讲“具体的同一”。如果抽象要排斥一切差别而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前提。而“包含差别的同一”，即多样化，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福音。“和谐中国”“文化中国”，在“和而不同”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最终实现天下大美。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可实现“具体的同一”“和实生物”。但如果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追求“天人合一”，则未必具有时代性。传统文化重“王道”，法意淡薄，“王道”就是“人道”。《易经》云，天道、人道、地道为宇宙三才。天地恒变，人道易变，所以，八卦中天地为实，人为虚，就是说宇宙中人是最捉摸不透的。我们常说“治世出明君”“乱世出英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神武，为我们所津津乐道。这实质是宗族式祖先崇拜转嫁到国家层面的一种体现。巴比伦式《汉谟拉比法典》、美国《独立宣言》及《拿破仑法典》在传统中国甚是匮乏。在上层，期待明君圣贤。民间士绅、宗族势力令人敬畏。但如果君不明，臣不贤，士绅暴戾，已有社会的稳定架构就将失效。历朝历代即如此周而复始。我们还强调“盛世修史”，吸取前朝盛衰得失。司马光谈修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很好地诠释了人文政治的特色，更是经验主义的一种体现。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道统”说，实质就是圣人先贤的谱系。历史告诉我们，人道易变，理性、法意可稳定秩序。
黑格尔认为中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
这种批判有可取之处。当今中国，无论在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种经验主义、“人道传统”依然盛行，民众在潜意识中习惯于消极的、被动的接受，凭借着经验、常识解决问题，如超出了经验、常识，则需要适应很长时间，甚至付出极大的代价。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中超越了制度最初的设计，无处不在，甚至幼儿入托、择校，学生高考，工作的取得、调转，行政管理，法律诉讼，职称评聘，都留下人情的痕迹。所以，主流文化在顶层设计时，要以现代性的“市民文化”和“乡村文化”为基础，主动融入大众，使主流文化大众化。司马迁认为抑制个体的物质欲、人情欲的办法就是“制礼”。“礼”不仅仅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因道德、习俗形成的一些仪节，也不仅是我们表示尊敬的动作和态度，也不仅是表庆贺、友好或敬意所赠之物。“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史记·礼书》）在物与欲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个平衡就是“礼”。“礼”是社会之礼，是符合并维持社会秩序行为准则，或者说是符合上层建筑所需求的制度文化。“礼”实际是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更重在培养民众的道德观。从文化角度看，“礼”既具有观念性，也具有行为性。所以，主流文化的形成贵在培养和疏导。
面对文化多样性，我国要以主流文化立足，在竞争中求得主动，但寻求竞争的方式须作调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发展是由“需求满足”和“盈利”两个主轴来推动的。
依靠剥削、抢夺来“需求满足”和“盈利”是非理性的，不属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人的欲望在理性主义的支配下得以实现。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在全球化中受益，除了技术、视野外，关键还是理性的处事方式。理性地将美国文化、意识形态通过个人（《拯救大兵瑞恩》）、事件（《珍珠港》）向全球渗透，既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又对本土民众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主流文化要构成行为，势必在理性的竞争中寻求发展。中国主流文化要“走出去”，传统的“师夷长技”的方式依然可取，但不需“制夷”，“理性的竞争”不需要制服或打败对方而求得生存，只需和合共存。差异在竞争中会缩小，但不会消除。
西方文化或资本主义精神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崇尚自然和法的精神，在处理人与自然方面成就显著；但将生物进化论中某些原则嫁接到人类社会后，虽然作为个体的人在国家或社会的地位自始至终受到尊重，但在国与国之间，却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使社会“霸道论”甚嚣尘上。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崇尚个人主义式的契约、法律，使物欲因契约、法律得以暂时抑制，但个体之欲并未如商业利润一样，最大化地得以满足，个人离群索居、孤独寂寞，道德泯灭，肉欲横流。一些宗教原教主义者、种族性的团体、政党层出不穷，社会问题严重。同一问题，中国人会认为，人之欲贵在引导，即司马迁说的“养”，“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史记·礼书》），满足人体器官的需求，即满足了个体的物质欲。二战后，西方社会也在“养欲”上做文章，办法是高福利高税收制度，从医疗、教育、劳资、社会保障等进行全面福利，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出生率长期处于低位而导致劳动力短缺，创造财富的人在减少，而享受福利者却有增无减。在欧盟内部，国与国间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与德国、法国人均GDP差距颇大，但这些国家的国民却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致使一些国家举步维艰，濒临破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态度引导下，我们须分析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得失，综合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所运用。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首次提出“专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再到2013年，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经过多年探索，我国终于找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979—2008年，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高增长后，开始趋于平稳。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产业结构正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国家外汇储备从2008年的US$19460亿增加到2015年的US$33304亿，2008—2015年，进出口总值由US$25633亿增加到US$40180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许多国家都在享受着中国发展带来的实惠，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我们已逐步接近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的梦想，但仍然需要我们更多地主动培育和创造。
首先，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是由美欧制定并主导，其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斯塔夫里亚诺斯（L.S.Stavrlanos）则将西欧经济称为中心（core），非西方经济称为外缘（periphery）。上述二人根据世界近代经济的发展脉络，以西方文化为主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基本反映了近代以来世界的战略格局。但随着“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人们发现传统的中心与外缘的区别已不那么明显。外缘与中心的转换并非只存在于理论中。其次，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二十一世纪侧重于结构的调整，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趋于理性化。有了物质的保障，精神生活也须有所保障。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加速主流文化、主流社会的形成，并以此强化民族凝聚力。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由量向质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资源的再次配置为先。企业需要有纵贯始终的群体文化，方能在资源配置中受益。一个国家如没有主流文化，势必无法形成主流社会，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很难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收入分配的反复调整对于扩大主流文化的受众群体意义重大，即受众群体的扩大必将促使主流文化的大众化。需要注意的是，观念文化最终是以行为文化的传播为表现。
综上所述，经济体间的交流促使了经济的全体化。经济全体化凸显了文化多样性。多样性即是文化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犹如一个人的个性无法抹杀。差异可以缩小，但无法趋同。在二十一世纪乃至更长时段里，我国须形成主流文化、主流社会，这样既能优化国内民众信仰层面的无所适从，又可扩大主流文化的受众群体，并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