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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曾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独领风骚数千年。今天我们期望以本土文化重塑和提升民族凝聚力，再现昔日汉唐辉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对此，我们须将分散的本土文化整合为具有操作的“主流文化”。当今中国社会，建构主流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外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及西方文化，但三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即前文所论“文化综合创新论”，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优秀对传统进行融合创新，及以后“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处理我国多元文化的走势，此虽解决了知识层面的意识形态或信仰问题，但更广泛的观念性问题并未涉及。
中国的主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改革意志及不断进取的意识为核心，形成“主流价值观”所需的必要文化基础及“主流社会”构成的必然组成部分，并成为民众的一种文化自觉。它“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能够在诸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并具整合和引领作用的文化”
。
中国传统文化曾构建了秩序，是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民众的主流文化。但在乱局面前却应对乏力。儒家文化强调“入世”，构建了超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扼杀了创新。道教提倡“道法自然”，但往往又拘于自然，最终与世隔绝。释教认为“众生平等”，却强调人皆“出世”，最终却在不自觉中破坏了原有秩序。儒道释三教合流，虽实现了互补，但始终撼不动这个“超稳定的政治架构”。所以，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是拿不出良方的，主流文化在观念和行为上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晚清重臣李鸿章认为，近代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之大变局”。对此变局，中国精英人群态度几乎一边倒固守“传统”。郭嵩焘在《使西记程》中流露出对西方文化爱慕之情，竟然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对西方文化采取何种态度？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当时国人的主要命题。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循序第七》提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之立教宗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
其中“立教宗旨”可以理解为忠君保民、三纲五常、孔孟之经、慎用民权等有异于西洋者，这些是必须坚守的。“西学补阙者”可理解为西式学堂、学制、工商矿业等等。这可能就是后人所说的“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采取“中庸”态度，在中西之间倾向于传统。1898年的改革虽对传统有所冲击，但张之洞所说的“立教宗旨”，变革派也是不愿涉及；“西学补阙者”虽有一定的增加，但也是热情有余，后劲不足。1911年的革命表面上对传统是一种颠覆，但那种“立教宗旨”依然存在，在中西之间仍然倾向于传统。李大钊援引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
。后该宪法虽为袁世凯所废，但也体现出革命者们竟对传统文化如此之依赖。新文化精英始主张用西方文化全面改造中国文化体系。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无情地批判，认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为基础是一大悲哀，而以宪法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中，借用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观点，之后又发表了《充分的世界化和全盘西化》就主张放弃传统文化和折中主义，进行彻底的世界化和西方化。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期待比任何时候都强。西方所拥有的就是传统中国所缺失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的主流地位在思想界就此被冲垮。“五四”之后，思想界又起了变化。上层建筑是西方的，而基础文化却依然是传统的，即表面上中国政治已西化了，但民众的内心包括思考、交流、行为依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中间也包括孙中山。孙中山在1924年1月的演讲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民族是由于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就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从中国传统社会出发的。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是较小的家族和大而分散的宗族，基本制度是宗法制。他们崇拜祖先，宗族就是个小社会，可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孙中山说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民族是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王道”来构建起来的，法自然者行王道，王道贯通于整个中国历史，是对道统的遵循，道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标志。所以，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我国的传统文化。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提出民生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其继任者根据礼运篇“三世说”中的“大同社会”做进一步解释。大同的经济制度是“货不必藏诸己，力不必为己”，社会制度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政治制度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典型的古代先贤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从孔子、老子到孙中山，都为了实现类似这样的社会目标而为国家设计、奋斗。文化是上层建筑，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民众的精神支柱。政治设计与主流文化的滞后是近代中国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
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处于主流地位，本该承担应对变局之责，但其自身缺乏张力而应对乏力。近代以前，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毋庸置疑，既是上层建筑存续的基础，也是民众信仰的源泉。近代以后，西方不间断地冲击，传统文化试图采取内部调整以应对，但毫无效果。二十世纪后，传统文化始终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摇摆。在民众信仰体系中亦如此。在上层建筑中，更是不占据主流地位。改革开放的今天，马克思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民众信仰体系却庞杂混乱，缺乏理想的“个体自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间虽不长，但短短二十多年就完成了传统文化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任务。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已有质的突破，时代化和大众化也保持上升态势，但在量上只维持原有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