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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忠诚、宗教的凝聚功能就较为突出。战争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人们产生了对集体的忠诚。忠诚是部分出于本性、部分深思熟虑的进程而发展，直到它形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像国家这样巨大的聚集态。
但忠诚变数较大，往往很难持之以恒。与忠诚相比，作为一种信仰，宗教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且有凝聚的功能。成千上万的人根本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也说不出其内在性质，但信仰之诚笃可以移山。
宗教是一种文化，学术界已达成广泛共识。无论是宗教观念的教义化和信条化，宗教感情、宗教体验的目的化、宗教行为的规范化，宗教信徒的组织化、宗教生活的戒律化和制度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对象化（异化）的产物，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是文化创造。
当然这中间也夹杂着利益。马克思说：“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
民族、国家就是个利益集合体，也是个凝聚体，或是凝聚的黏合剂。国家强盛，凝聚力无疑处于高位；国家衰弱，凝聚力则相应的处于低位。那么，本土文化与国家、民族凝聚力关系又如何呢？
汉唐盛世，经济长期繁荣，安逸富足，社会和谐安定。日本人、新罗人、欧洲人、阿拉伯人，无不把唐朝视为富庶、安逸的人间天堂，对唐朝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充裕的物质和社会文明充满了羡慕和向往。在阿拉伯人眼中，中国遍地是财富，国人安居乐业、衣着考究、生活幸福、技艺精湛、器皿精美，甚至健康状况也令其羡慕无比，“中国人更为健康，疾病更为罕见，空气如此清洁，几乎没有双目失明的人，没有独眼的人，也没有某种生理缺陷的人，而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则随时可见”
。少数民族将领泉献诚、黑齿常之、沙咤忠义、李楷固、骆务整、阿史那献、王毛仲、论弓仁、李多祚、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等纷纷为国分忧，“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能驰心于华”。大唐帝国不论本国人，还是周边民族、外国人，都以作唐人为荣，黑齿常之是百济人，其儿子籍贯理应也是百济，但却很荣耀地说其籍贯是京兆长安人。综上所述，唐代中国，民族凝聚力无疑处于高位，但很少从文献中看“本土文化”之类的表述，此为何？强者是不太会过分的区分某些是你的，某些是我的。唐朝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唐人的，所以，“本土文化”的表述无疑处于是低位的。反之，清朝末世，政治不修、吏治败坏，腐败泛滥、内忧外患、人心涣散、国力不聚，庞然大物的清帝国在风雨中飘摇。国人纷纷向西人学习。学习其器物制造之术、政府运行之道、经济发达之理，西方文化蜂拥至中国。我们的治国之术、生存之道不能代表世界，世界距离我们很遥远。1872年，李鸿章认为“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在李鸿章眼里，欧洲诸国依靠其器物文明，造船技术、火器技术、组织力，从“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中国显然无力应对，更无力实施“九万里之遥”聚于欧陆诸国。民族自信逐渐丧失，牛鬼蛇神狂舞不止，中国彻底成为一“地理名词”，传统上的文化意义也威信扫地。民族凝聚力更无从谈起。但本土文化的提法，却渐为世人所认可、接受。被拖下水后，发现传统文化已无足轻重，它是众多文化体中普通的一个，也不是本土文化唯一的代表。所以，民族凝聚力处于低位时，本土文化却相应地处于高位。
综上所述，凝聚力始终存在于群体中，这里的“群体”，史前时期指的是氏族、胞族、部落联盟，他们凝聚的“黏合剂”是原始的血缘，或巫术。中世纪，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国家间的边界不明显。欧洲神权高于俗权，宗教是高于一切的，罗马教皇可以决定世俗王权的合法性。东方的中国，皇权以虚无的“天”自吹自擂地获取合法性，实质这个“天”也是神的另一表述。因此，宗教是中世纪政治实体凝聚的黏合剂。近代以后，政治、军事和经济成为政治实体趋之若鹜的追求，但在战争与革命之后发现，拼“硬实力”固然有用，但以本土文化为特点的“软实力”同样不可或缺。关于凝聚力和本土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有两层表述模式：第一层，当国家间实力相差无几时，凝聚力和本土文化可相互推动；第二层以中国为轴心，国家实力发达、强盛，民族凝聚力往往处于高位，本土文化则相应的处于叙述体系的低位，国家影响力较弱，本土文化的表述无疑会处于高位，而民族凝聚力自然处于低位。因此，本土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成就的晴雨表，完全可凸显出综合实力的强弱。当今，我国的本土文化较为复杂，有西方重商主义、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等，如形成不了有效果的主流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凝聚力将会异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