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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个古老的词汇，中国典籍早已有记载。《战国策·西周》中《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谈到周君甚敬秦将，引起楚王不满，就出现了游腾那句“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联系上下文，这里的“爱国”与现在的爱国无甚差异。荀悦《东观汉纪》已明确提出“爱国如家”。史前时期，我们的先辈在发展农业、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保卫氏族、部落的朴素感情。贵族及帝制时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忠君爱国，家国一体，这种爱国实际是对天下的责任心。三千年以来，华夏文明历经四次危机：魏晋五胡乱华、宋元游牧民族南进、明末清初满洲入关、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在这些危机过程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祖逖率师北伐，中流击楫，誓言光复中原。颜杲卿虽遭胁持子之辱，仍不屈服。辛弃疾、文天祥的爱国情怀更是撼人心怀。
“爱国”是永恒的命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再被中外无数仁人志士所描述、所实践。它似乎是一剂催化剂，能很快催起公众内心潜在的情感。在文化寻根过程中，海外侨胞拜谒黄帝陵，失语颤抖，长跪不起。中国军舰助侨撤离，顺利回国后的他们竟深情的亲吻脚下的大地。移民海外，居然发现自己反而更爱国了。“爱国”不分国界，“爱国”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持续的核心要素。国家处于分裂，爱国可催促实现统一；国家处于统一，爱国可提升公众的民族自豪感。汉武大帝执意要将华夏文明传播至西域及毗邻地区，唐太宗踌躇满志地由“天梯”步入太极殿，明成祖不顾一切决意抵御帖木儿的入侵，先人的丰碑使我们振奋，更激励我们奋斗不已。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屈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数仁人志士经历艰辛，重新使我们民族实现统一，恢复竞争力。
从历史长时段看，早期的爱国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潜意识。儒家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质就是以小见大的爱国情怀，即爱国是由情感、观念再到行为的一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过程。从价值趋向看，爱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上的双向整合体。从伦理角度看，爱国是一个道德表现，自觉按照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义无反顾地履行爱国之道德责任。近代以来，爱国更被认为是一种“无形的文明”。梁启超悲叹地指出，问商民、士大夫、大臣，“知国家为何物”，无有也，只知谋私利、得官地、穷奢极欲。“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
西人动辄就说，中国人无爱国性质，涣散、怯懦，无论何国何人都可以掠夺其土地，奴役其人民。如何改变此状况，梁启超提出，兴民权、兴教育，宣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引进生存竞争说及西方民族思想，鼓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其中，关键强调“合群”，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凝聚力”。正如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我四万万人，齐心决死，任凭他，什么国，也不敢当！”衰弱期的中国，爱国与民族凝聚力均处于低位，要使之强大，复苏爱国精神，就等于唤醒了民族凝聚力。列强入侵也是爱国主义最激荡的时期。《南京条约》的签订，魏源十分悲愤，以为“国之大耻”，并锐意于雪耻，遂著书立说、倡导向西方学习，随之有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虬、陈炽、宋育仁、汤震、何启、胡礼垣、宋恕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改良、革命，都基于爱国。爱国始终是近代民族精英救亡图存、改革和革命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在分裂时期，各爱自己的民族，但都融合为中华民族之一部，统一成为其优良传统。而国家和公众利益受到外力威胁时，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这类以林则徐为代表。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民族自豪、自尊，从来都与爱国相联系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今天，凝聚了千百年来的理想和荣誉。张岱年认为，中国人民爱国情结悠久，在春秋以至于明清时代，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为华夷之辨，亦为夷夏之辨。
夷夏观念充实了儒家学说，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固定文化心理，强烈地激励着华夏民众炽热的爱国之情。夷夏观念，首先是区分民族文化的落后与先进，高贵与卑劣，优越与低贱，文明与野蛮，从而昭示华夏文化的自尊、自信与优越；其次，辨夷夏，严大防，是为了区别和严格政权与文化的统序，即正统、正宗、中心等要害问题；再次，夷夏文化观念，是为了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心理，唤醒华夏文化的忧患自觉。
中华文化遭受异族冲击时，民族精英以爱国为号召，保卫主体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延续不断的精神支柱，并滋生出了中华爱国文化传统。
但需要警惕的是，爱国一旦走入极端，就会发展为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民族凝聚力就与爱国相背离。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有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但爱国主义者面前，却只有一个国家，它是以历史眼光来看待，而非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如将本民族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让其他民族为民族主义服务，就会产生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也标榜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的，但这种所谓的“爱国”运动，是将本国利益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之上。法西斯德国主张大日耳曼主义，要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军国主义日本主张大东亚新秩序，目的是侵略朝鲜和中国，但最终将自己和国家推向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爱国的第三种形式，要爱自己的国家，但不可以损害他国为代价。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极端民族主义还可能背叛民族、背叛国家。二战期间，在民族名义下的贝当与戴高乐，前者用意识形态看待，后者则以历史眼光看到，两种政治主张，自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结局。
虽然极端主义在短期内实现了狭隘的民族凝聚力，德国公众对希特勒高呼万岁，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亚耀武扬威，但从长时段看，这种民族凝聚力缺乏文化整合，无法持久。此外，宗教极端主义试图将宗教置于国家、民族之上，用宗教凝聚世俗势力。中亚“三股势力”（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宗教掩护下，传播极端宗教思想，妄图通过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其根本目的是政治独立，颠覆现行中亚政治体制，建立他们意义上的“纯粹伊斯兰政权”。塔利班（Taliban）便是其显著代表，它发源于阿富汗的坎大哈的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在其控制区内，实行极端宗教统治。这种泛宗教主义用中世纪的方式妄图笼络人心，但与现代世界文明格格不入，其所形成的凝聚力也只是个概念。爱国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中华民族“不为尧生，不为桀亡”，但如果爱国精神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相联系，就有可能产生畸形的民族凝聚力，成为是现行世界政治体制的破坏者，对公众安全造成极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