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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是由集体历史记忆及信仰体系所体现的。集体记忆促成了成员间相互的认同，而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认同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认同。
这种记忆很大程度归根于信仰体系。人们通过定期参与某种信仰仪式，达到相互认同，并较易形成某种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建构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资源。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基石。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既有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也有对某一地域文化的认同；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有对异己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的含义是一地域的人们或与该地域有某种关系的人，从言行和心理自觉地认同该地域的历史传承、政治制度及社会走势，并对人们的忠诚和归属感产生强烈影响。文化认同有益于社会整合。中国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尊重各族体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共同追求国家疆界内的所有民族之间已有或新建的公众文化纽带，在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持久、更巩固，当政治认同出现危机时，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政治认同危机。
“中国”首先是个文化概念，其次是政治术语，并不是有人表述的，她是个地理概念。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更多的是指中原，而中原是由文化的优越感所维持。“夷夏之辨”中的“夏”也可指“中国”，“夷”“夏”有文化区分，不特指血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的主要区域逐渐形成。秦汉时实现了文化整合，最终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及“和而不同”。在“君权天授”的时代，我国最高的两个价值标准是“忠”和“孝”。“孝道”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生力。“孝”的思想源于血族观念，主要表现为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孔子因对周人宗法制的向往而提倡孝道，希望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或等级观念。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而阴从属。君臣、父子、夫妇也被解读为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是在宗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永恒道德和等级规范。如果说，“孝”是家庭、家族内部的服从和效仿，“忠”实则是将“孝”上升到国家层面，“国”是扩大了的“家”，家国一体，是对君主的自愿服从，最后甚至演变为毫无价值取向的“愚忠”。《三国演义》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关羽、张飞对刘备的忠诚近乎于“愚”，最后以至刘备不顾国家利益而维护兄弟情义。这种家族式的忠孝关系，是一种比政治利益关系更可靠的人伦纽带。儒家讲“内圣外王”，“仁”培养“内圣”，属个体性；“礼”基于外部制约，属社会规范。孟子讲性善，重点还是个人修养，属“内圣”。程朱理学在处理“内圣”与“外王”关系时，侧重以“内”为本，继续发展“内圣”之道，主要表现为对个人“道德观”的培养。但如外部环境无法维持“内圣”，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则以“外王”取代“内圣”，毫不犹豫维护社会规范。蜀有《出师表》，晋有渡江楫，南宋有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实质上，“内圣”以“忠孝”为基础，而“外王”才能更有凝聚力。
“大一统”观是国家长久生存的潜在意识。中国崇尚统一而反对分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主要的，“分”是变化。周统一近八百年，春秋时分裂为群雄割据，后秦汉又归于一统，汉末又分为三国、西晋、南北朝，后统一于强大的隋、唐。“大一统”观始于春秋。孟子期望“天下定于一”。荀子认为，“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春秋公羊传》有“三世说”，包括“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而“大一统”见之于“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大一统”主要体现在文化上，而非政治，秦皇“书同文”是文字的一统，汉武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思想的一统。我国的“大一统”，向来不崇尚武力，而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整合。政治上讲一元性，文化上则可多元性，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笔下，叫“多元一体”，“一体”是“中国”，多元则要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若观世界地图，发现欧洲与中国疆域相差无几，且基本都在公元前二百年形成统一国家，但之后欧洲一直处于多个王国分治中，而中国虽经分分合合，但终究朝统一国家发展。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兴衰》中评论道，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总是四分五裂，而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后，后继的王朝会重新使之统一。
孰优孰劣，暂且不论。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观念”或“统一之心”。在中国，无论古代的皇帝、士大夫，还是近现代的仁人志士等，都是以复兴中华、国家统一为己任。这种“统一的观念”是历史形成的，且是持久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疆域辽阔且合一，其二是古之意识形态。“疆域辽阔且合一”为其表，“古之意识形态”则为其里。要表里如一，很大程度上，“里”起很大作用。历代政治精英都以统一或维护统一为己任，是中国存在五千年且不分裂的最大公约数。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长期讨论的一个人文命题。在人类文明漫长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来自自然的某些神奇力量产生了敬畏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之际”，即以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为基础，经历宗教化、哲学化的演变，最终形成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又是社会法则和人生理想。道家追求天人一体，最终归于宗教性的“道”。老子主张“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追求的不是认识、征服自然，而是通过泛爱而达到“天地人三者以道贯之”。庄子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通过“坐忘”“心斋”的忘我体验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当然，这种天人合一归于宗教形式进而操作，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儒家“天人之际”更具积极的主流性。春秋时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是一种天人相通、天人遵循思想。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扩充善端，来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汉董仲舒在在《春秋繁露》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念，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结构，人是天的派生，人事与自然规律相似，故而天人可以相互感应。这一认识是对于和谐统一的天人关系的浅层次感悟和朴素的直觉。宋明时期，天人合一发展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篇》），认为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民众百姓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是我的亲密朋友，人与万物、自然处于和谐、均衡与统一之中；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原则，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而在民间，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社会，农业对天人关系的关注甚至超过哲学界，所以，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之说，甚至《管子·小问》《淮南子》《论贵粟疏》《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知本提纲》等历代农书及农学家都重视天人关系，直接导致中国文化的重农主义传统，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即“顺天应人”“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则是中华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成熟理念。《论语·子路》载“君子和而不同”，指人在交往中，对具体问题如有异议，不必苟同于对方，但须有合作趋向，兼收并蓄。“同而不和”是指对不同的问题，隐藏自己的主张而迎合、附和他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客观规律，不仅是人们处世行事的一条重要准则，也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协调发展的真谛。“和”是交往的方式，遵循平等交流，也融合不同文化的过程。“不同”，承认文化差别和个性，承认民族间、地区间、国家间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在相互宽容和了解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文明的友好对话，保持并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对解决因不同文化传统可能引起的民族间、国家间的冲突具有正面价值。
“求同存异”的过程是尊重差异，拓展优长。当前，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必然趋势。强势文化依仗其经济、科技实力对外扩张，弱势文化同样也有生存之道，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在勇于学习、大胆借鉴之中诠释民族文化，深入开掘本土文化资源，脚踏实地地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构成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的相互关系。要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要立足于民族土壤，开掘民族文化的富矿。历史传统是文化延续传承的种子和根茎，深深地浸润在族群的血脉和骨子里。要根据时代精神与时代需要，以现代的文化理念对传统文化优异资源进行创造性重释与重构，全面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跟上当今世界文化快速发展的步伐
，使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重建的过程。在全球一体与本土认同交织的状况下，如发展中国家不考虑自己的文化利益，全盘接受西方主导的文化交往规则，则可能导致文化殖民状态。但如拒绝，则会陷入自我封闭而拉大与世界的距离。所以，后发国家既要捍卫本土文化尊严，又不能排斥全盘一体。为此，我们遵循差异的统一性原则，“和而不同”，实现民族文化现代性转换，消除全球语境中文化发展的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