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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概念的异同性，需相对说明。两者是在中国辖区内，具有同一关系。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是一个由多民族体组成的民族聚合体，各民族在争斗与融合中寻求利益最大化，并在交流中形成这个利益集合体。所以，相对于单个民族体而言，国家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自然也是国家的。但如要讨论大中华区域内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概念就比国家凝聚力就要大很多。即一个外延小的概念的全部外延被包含在一个外延大的概念的外延之中，在逻辑学中可用半径长短不同的两个同心圆表示，半径长的同心圆代表属概念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半径短的同心圆代表种概念中国国家凝聚力概念。
所以，此时的民族凝聚力概念要大于国家凝聚力。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国家就高于民族了。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国家凝聚力高于意识形态，高于单个民族体利益，我们才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将“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混合使用。在实际生活中，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基本是等同的，或可完全以我群意识代替。从历史、文化及民族构成讲，台湾是中国之一部分，于1895年被日本强行占据。1945年10月，中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收复台湾。国共内战后，台湾脱离大陆。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或明或暗搞“台独”，即彻底地将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分开表达，在认可民族凝聚力的情况下，单独宣扬所谓的“国家凝聚力”。如将两岸描述成“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文化上搞“去中国化”等活动。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国家分裂法》对此持坚决否定态度。
如果试图将二者不加区分的使用，“我群意识”这个概念便值得关注。德国学者弗郎克·泽林（Sieren F）在《中国密码》一书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并认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密码”或关键。“我群意识”的核心内涵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属感，它具有积极主动的特性，不仅有对他人的认可，同时也包含着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
。民族的认同感和群体意识是一种对民族或国家的挚爱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所产生的巨大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我群意识”对危机的承受能及应变能力。他认为“我群意识”是一个民族归属感的“因”，不是“果”。即它可完全代替“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凝聚力”，解释一些历史上的民族现象。“我群意识”在大唐帝国的崛起和强盛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并影响到了大唐的稳定，尤其在边疆羁縻体制的地区。反之，“我群意识”消失，表现在民族，就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所以，具备了“我群意识”的民族，就会产生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在唐代，不仅汉族群体而且内迁的少数族群、周族裔也具有“我群意识”，且都以唐人而自居。
民族凝聚力在潜意识中已自然存在。历史上我国通过经济往来、文化、移民、通婚，乃至战争，推进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民族团结功能，统一功能，发展推动功能。其主要要素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包括血缘、地缘等，二是社会因素，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经济文化等。
其中，传统制度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至关重要。
从中国历史的一般维度看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及维持，政治清明、经贸发达、军事力量强大，民族凝聚力自然就处于高位。反之，民族凝聚力处于低位。契丹酋帅李楷洛、其子李光弼，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中亚昭武九姓之粟特人安兴贵、安修仁家族，高句丽泉氏家族，均附会自己是中原唐人，并以此为荣。很多少数民族还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汉姓，突厥阿史那氏改为史氏，铁勒阿跌氏改为李氏，回纥人嗢没斯改名李思忠、阿历支改为李思贞、习勿啜改为李思义、爱邪勿改为李弘顺等，唐太宗还被称为“天可汗”。无疑，唐朝时期的民族凝聚力自然就高了。晚清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民族凝聚力自然就处于低位，但并不等于不存在，中华民族在历尽沧桑后，却岿立不倒，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卓越的本土文化，这一时期本土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家思想。或者夸张地说，儒家思想（欧美人称为儒教）是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最佳意识形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儒教作为一种世俗理性主义的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阶层本身，它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观几乎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为政治体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养，使其在变革中完善并得以巩固。李泽厚认为，孔子的思想，……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心理结构。
因此，从文化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虽历尽沧桑，却始终绵延发展、传承不绝。儒家思想是“我群意识”之基础，高度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是其持续之源泉。反侵略精神，不仅使华夏文化得以延续，也使中华文明经历劫难后能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