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上一本书的读者,肯定都在纳闷,不是说好了要辞职环游世界,怎么最终是被动失业了呢?
事出突然,坦白说,我也是颇觉震惊的。
我原本计划2024年出发环游世界,这个想法是在2023年11月某个失眠的周末夜晚突然闯入我脑海的。
于是,我花了一整天时间,规划路线、购买机票和保险、预订酒店,写好了辞职信,准备下周找个合适的时机交给领导,还写了一篇名叫《跑不动了,坐下来,歇一会儿》的文章,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
我终于不在“渴望出人头地”的功名宦海中苦苦泅渡,甩甩头发,抽身上岸,把所有风雨都甩在身后。这局世俗游戏,我“out”,我认了。
那晚过后,我计划递交离职申请、办理签证,准备启程环游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我太乐观了。
周一,总部多位领导突然空降我所在的部门,我本想找部门领导谈离职,他却一直在会议室。
部门其他人依次被请进屋里谈话,唯独没有请我。
眼看就要下班了,不知领导是何盘算,我找到一个被谈话最久的姐妹悄悄打探:“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动作?真是奇怪,怎么就没找我谈话呢?”
姐妹说:“咱俩下楼说。我先走,你5分钟后跟过来。”
我俩脚前脚后、鬼鬼祟祟地出门,仿佛在上演一出《无间道》。
到楼下后,这位姐妹急忙跟我说:“大事不妙了,公司要裁员,你是第一个。”
“怎么突然裁员了?上个季度业绩不是很好吗?”我又震惊又疑惑地问。
“前段时间,我们的店铺被恶意投诉,因此被封了几天,领导在拿这件事做文章呢。”
“可是我并不负责店铺运营呀……”我依然不解。
“店铺主管都快40岁了,每天加班加点,活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怎么可能开除她呢。”
“店铺封禁,给直播主管开了,也挺牵强。”我无奈苦笑。
就业凛冬,行情普遍不好。早在当年9月,公司就裁撤了几十个员工。有人上午还在工位奋力鏖战,下午就被迫卷铺盖走人,从此消失在人海中,相忘于江湖。
这家公司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分部,在天津有两个办公区。我所在的办公区,分为A、B、C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又被分割为24个小格子。
刚入职时,疫情结束,格子满员,人头攒动,72张面孔年轻鲜活,干劲十足。
几个月的时间,格子里的人像玩“连连看”一样,一点一点空掉。
后来,A、B两区全空了,只剩C区还有单薄的3列“打工人”,仅余18位“罗汉”苦苦支撑。
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工作,是越来越难干了。
既已得知要被开除,我做好心理建设,等待和领导进行最后的谈判。
果然,翌日清早,人力主管从另一办公区急急忙忙地赶来,要与我单独聊聊。
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那个看似人畜无害、对谁都笑脸相迎的小姐姐,会冷冰冰地说出这句话:“我们公司裁员,从来就没有给过赔偿金。”
她理直气壮的姿态、趾高气扬的语气,视《劳动合同法》若无物,简直让人闻所未闻,难以置信。
我说:“那你给我半个月时间吧,半个月后我主动离职,你也别为难。这半个月我交接一下工作,权当缓冲期。”
没想到,她竟断然拒绝了。
既然不许久留,也不给赔偿金。我想,总能帮助我领取失业金吧。
她竟再次断然拒绝。
欺人太甚,莫过于此。
我冷笑着问她:“那你的意思呢?”
“你就写‘个人原因主动辞职’,没有赔偿金,没有失业金,三天之内走人。”
“不可能。”说完我起身离开会议室,留她一人在原地歇斯底里。
过了几小时,大概是在电话里和领导层商量过了,她又来找我谈判。
我说:“赔偿金公司没有钱给,我能理解,大家都不容易,我不跟你撕扯这一点。但我已经交纳了7年的五险一金,失业金本来就是国家给我的保障,账户里的钱也是我自己的,现在我失业了,取出来,难道不合理吗?你如果不同意,那我也不会‘主动离职’。你若开除我,那就给我赔偿金,或者帮助我领取失业金——这两项原本也不是‘或’的关系,是我不想为难你,才只需要公司协助我领取失业金;你若不开除我,那我就继续上班,你们接着给我发工资,我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们想通过降薪逼我辞职,那就要给出降薪的理由,给出我工作不达标的具体数据。”
最终,她答应协助我领取失业金,而我要付出的代价是隔天就离开公司。
办手续时,人力主管递给我一张《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上面赫然写着:赔偿金0元。她拒绝盖公司章,并称“公章在总部,你离职比较仓促,来不及邮寄”,只让我签了名字,协议并不生效。
若是我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遇到此事,定会如鲠在喉,怒不可遏。
而现在,或许是年纪大了,我很快也就想开了。
我本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去环游世界,起初还担心突然提出离职会不会耽误团队工作,却没想到公司会如此不留情面地让我立刻“撤离”:我在公司的电脑来不及清理个人文档,就被转交给另一名同事;之前出差没来得及提交的报销,也被悉数驳回;入职时发放的老款小米手机,里面存有我和领导的全部聊天记录,我想备份以绝后患,结果手机卡顿导致备份时间有点久,他们竟以为我要扣留公司财产,从上到下来了8个人,挨个监督、敦促我奉还价值不足500元的掉漆老手机……
明明双方可以好聚好散,我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和实质性的错误,公司硬生生地把我像老鼠屎一样扫地出门,片刻不愿多留,唯恐避之不及。
然后,我抱着个人物品,走在11月的北方街头,心如寒冬。
但转念一想,我本就决定辞职,这不是刚好顺坡下驴吗?
因此,我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办理签证,制定行程,还抽空回了趟老家,陪奶奶小住半月余。
而为环游世界做准备的这一年,因为被公司残忍辞退,居然还能领取失业金,虽然金额微薄,但也是一份保障,堪称意外之喜。
仔细想来,在我生命中曾经发生的所有不幸,最终都会变成好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少时不懂,终是要等到经历许多失去与痛苦,才能真正参透这句话。
上大学时,我与老师起争执,老师势要“挫挫我的锐气”,最终致使我本科没有真正毕业。
但正因当时倍感无力、绝望、辗转反侧,我后来才读了更多的书,写下了让我一夜成名的《一生欠安》,才成为今天的我。
倘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地毕业、读研,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后来,我在一家民企工作,女上司因为忌惮我的才华向大老板告黑状,哭着要求老板“在我和她之间选一个留下”。老板无动于衷,她又发动兄弟部门集体孤立我,我因此不得不放弃所有业绩提成,黯然离场。
但正因那次裸辞,我有机会旅居北欧,写下了我人生的第二本书《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回国后我转换领域,虽然也各有辛苦,却享受到了很多福利和体面,拥有充足的写作时间,也赚到了在民企绝无可能赚到的钱。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是我未来很多年敢闯敢拼、敢掀桌子的底气来源。
倘若当时没有因受排挤而被迫从公司离职,或许迄今我仍是一个为房租发愁、为业绩焦虑的无名小卒。
那时,我刚毕业,还那么年轻,却是那么不快乐。
在女上司与我真正决裂,冲进大老板屋里哭诉前,我已心力交瘁。
在每一个泪湿枕巾的夜晚,我反复回想女上司贬损我的言辞,试图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问题,努力寻找与她相处的方式,劝诫自己“别在意”,欺骗自己“或许她是为我好”。
我当初无比羡慕一个和我同期入职公司的女孩。她工作远没有我努力,一有空闲就打游戏,但她却深得女上司的喜爱。
在团队里,好的项目都归她,难搞的、薄利的才会轮到我。项目不够时,我还要自主去开发;背后默默耕耘的是我,人前展示的却是她,上司对此的说法是“因为她的PPT做得漂亮”。
快到年底时,上司说团队再有新项目都交给她去做,因为我的业绩已经达标了,她要“一碗水端平”。
我是汗滴禾下土,一锹一锹地土里刨食,而她是大家眼中“站着就把钱挣了”的人。
同人不同命,我曾经怨过命运不公。
然而,当时间线拉得足够长,所有悲伤都渐渐褪去,终会剥离出喜剧的底色。
如今,近十年过去,那个女孩仍在原来的岗位,过着与当年几乎无异的生活。
女上司年薪又翻了番,却依然处处与人为敌,一副为利益不惜撕破脸、挤破头的模样。
如今的我,唯有感谢当年“排挤、决裂之恩”。若非如此,我不知还要在这样的绝境里挣扎多久。
十年如白驹过隙,与她们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不同,我经历了更多,体验了更多,活出了三倍厚度的人生——读研、留学、旅居、写书、换行业……
我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再也不羡慕她了。
当你的天地只有一方枯井,你会介意是谁割据了你的领地;而当你的天地是苍茫旷野时,你只觉拼抢那一方“领地”是多么可笑。
我不羡慕任何人,因为我已然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人生。
几年后,我的第三本书《允许一切发生》遭遇“难产”。当时的策划编辑因病突然辞职,图书公司认为我早已“过气”,稿子辗转了几任编辑,但都没人愿意接手。稿子被长时间积压,不予出版,也不解约,每每问起便答复我“因内容与主流价值观不符,被出版社退稿”,并且直言我粉丝太少,无力带货,即便出版,也必然是滞销书。
但正因他们对这本书的轻视,迟迟不予出版,拖了几年,最终解约条款生效。于是,我换签其他公司,签约3个月后就顺利出版上市,上市半年,销量就达到了50万册。
倘若没有个中波折,我也不会解约,也不会拥有比《一生欠安》这本书(销量大约10万册)更上一层楼的代表作。
再后来,我嫁了人,花去百余万元为夫还贷。离婚时,前夫家人将我告上法庭,企图让我净身出户。从来没进过法院的我天天过得提心吊胆、殚精竭虑。他们一审败诉后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而我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狼狈应诉。
那一年里,只要法院一个电话,我就要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去北京应诉。
但正因这两场官司,法官的判决使我在后续谈判中分到了更多财产,远比我起初想协议离婚时所求的财产要多。
当这些钱款到账时,我甚至不知该如何分配,颇有一种穷人乍富、无所适从之感。
所以你看, 人生近看或许有诸多不如意之处,但如果把目光放长远,都是幸运,皆是欢喜。
当你身处困境时,要坚信,如果没有等到你想要的结局,说明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咬着牙,熬下去,别放弃,相信时间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回首过往,我们会惊觉:这一生,想要的已得到,更好的还在路上。
正如《甄嬛传》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的福气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