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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是西晋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其领导者李特和李雄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起义的爆发和发展过程，展现了流民阶级反抗压迫、追求生存与发展的决心。
李特出身贫寒，早年因家乡连年灾荒，失去土地和生计，成为流民。李特在流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凭借其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迅速凝聚起大批流民，成为起义的核心力量。李雄是李特的弟弟，他在起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
起义的初期，李特和李雄带领起义军在秦雍六郡迅速展开活动。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攻占了多个城镇，建立了根据地，并在当地实施了均田分财的政策。这一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得起义军的队伍迅速壮大。
在攻占汉中（今陕西汉中）后，起义军迎来了第一次重大考验。西晋朝廷派遣大将陶侃率军前来镇压。面对强大的朝廷军队，李特和李雄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朝廷军队展开游击战。起义军利用汉中的山地优势，多次伏击陶侃军，使其疲于应对。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陶侃军最终被迫撤退，起义军取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
汉中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李特和李雄趁势继续扩大起义的范围，向东攻占了南郑（今陕西安康）。南郑的攻占，使得起义军控制了秦岭以南的重要通道，加强了起义军的战略地位。
在南郑战役中，李雄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他率领起义军夜袭南郑守军，迅速占领城池。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得起义军的声势进一步壮大，吸引了更多的流民和贫苦农民加入起义军的行列。
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西晋朝廷感到极大的威胁，再次派遣大军进行镇压。这一次，朝廷派出了名将刘曜率军前来平定起义。刘曜在战略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试图通过分割包围起义军来逐步削弱其力量。
李特和李雄面对刘曜的战略调整，果断采取了分兵作战的策略。他们将起义军分成多个小股部队，分别在各地进行游击战，不断袭扰刘曜军的补给线和后方基地。起义军的灵活机动，使得刘曜军难以形成有效的包围圈，多次进攻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然而，起义军在持续的战斗中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由于长期的战争，起义军的补给和后勤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在连续的战斗中，起义军的兵力和物资消耗殆尽，战斗力逐渐下降。李特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久后病逝，对起义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李特的去世，使得李雄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者。李雄接过兄长的旗帜，继续领导起义军进行抗争。李雄在战略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集中力量保卫根据地，并积极争取民众的支持。他主张减少劫掠，恢复生产，以改善起义军的补给状况。
在李雄的领导下，起义军在南郑及周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御战。尽管面临朝廷军队的强大压力，李雄率领起义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然而，起义军的形势依然严峻。朝廷军队在刘曜的指挥下，不断增援和加强进攻力度，使得起义军的处境日益艰难。
最终，南郑战役成为起义的转折点。朝廷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对南郑发起总攻。经过数月的激战，起义军在物资匮乏和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未能守住南郑。南郑的失守，标志着起义军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地，起义形势急转直下。
南郑失守后，李雄率领残余的起义军撤退至汉中，继续进行顽强抵抗。然而，在持续的战斗和日益恶化的补给状况下，起义军的战斗力大幅下降。李雄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不久后被处死，起义最终走向失败。
尽管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最终失败，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起义揭示了西晋末年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展示了流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力量。起义军在组织和战术上的创新，为后来的农民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李特和李雄的领导才能和战斗精神，成为后世农民起义的重要精神象征，激励了无数农民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