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名旦,姬姓,史称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周公是周代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太公姜子牙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诸侯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周公被封在曲阜,国号为鲁,但他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自己则继续留在武王身边。
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二年,不幸患了重病。周公见其久治无效,心忧如焚,跪求上天保佑兄长康复,并表示自己甘愿代之去死。然而,上天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愿,武王仍旧一命归西。按照武王的遗愿,他死后由其嫡长子即位,但当时的嫡长子姬诵还是个幼童。周公惟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欺负幼主,从而导致战乱,使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遵照武王的遗言,毅然摄政,代成王管理天下大事。
然而,周公的义举却遭到了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的妒忌。管叔鲜和蔡叔度都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见周公执掌朝政,便四处造谣惑众,说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而是谋篡王位。谣言迅速传遍了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很多人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公开评论,最后发展到当面指责,甚至连足智多谋的姜子牙也有所怀疑。
周公面对这些诽谤和侮辱,心中虽有苦楚,但为了国家安定和百姓安宁,他选择忍辱负重。他继续勤恳地处理国家事务,一面耐心解释,一面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他对姜子牙等人说:“我为什么不避嫌疑而出来摄政呢?怕的是侄儿年幼,坏人会乘机作乱,颠覆我们祖先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周公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深知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选贤任能。他每日处理繁忙政务,甚至洗一次头发要中断三次,吃一顿饭也要三次放下筷子,即史书上所说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人们见他如此辛劳,逐渐对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产生怀疑。而管叔鲜和蔡叔度则更加惊恐,最终与武庚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发动叛乱。
周公得知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以成王的名义率师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先后伐灭50多个小国家,杀死武庚,迫使管叔鲜自刎,并将蔡叔度俘获,彻底平定了内乱。
平定内乱后,周公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确保周王朝长治久安,使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他首先将商朝旧都及其周边地区封给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定国号为卫;将现在的商丘一带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定国号为宋;在宋国附近新建陈国(今河南淮阳县)、杞国(今河南杞县)和谯国(今安徽亳县)。接着,选择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营建了东都。
在此期间,周公不仅完成了平乱和建设,还制定了“礼乐”制度,以礼乐治国。他认为通过制定和推行礼乐制度,可以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周公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爵谥制度和官吏制度,并提倡以德治国。这些制度和主张,使西周成为一个文明、稳定和繁荣的国家。
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一面带头遵守礼、乐,努力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一面殷切期望成王健康成长,以便早日将政权还给他。他为利于成王将来成为一代明君,精心挑选了最好的老师;自己也常常亲自过问他的学业,安排他接见诸侯、聆听廷议、深入民间,指导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君、如何治天下。
成王十多岁时,周公常安排重臣陪他外出巡视。有一次,成王巡视归来,见百姓们都跪在道路两旁,恭恭敬敬地迎接成王,而成王却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显得洋洋得意。周公心中不是滋味,便走上前将成王拉下马,让他步行于市,亲自扶起跪在两边的老人。成王不解,问:“我是周天子,百姓跪迎是天意,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周公解释道:“天意就是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成王成年后,周公及时将政权归还。但他担心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时“有所淫佚”,特地作了《多士》、《毋逸》两篇诰文以戒之。在《多士》中,周公写道,殷王朝帝王善恶功过及成王应汲取的教训;在《毋逸》中,周公写道,离创业久,子孙易忘当年艰难,骄奢荒淫致家破人亡,告诫成王不要铺张浪费,随意糟蹋民力。
成王从周公的教诲中受益匪浅,认真总结殷亡周兴的经验教训,谨慎处理政务,时时为百姓着想,深受拥护爱戴。在他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父王基业,铲除商朝遗留的不安定因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民生,被公认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明君。
周公去世后,他的治国理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他不仅为西周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更树立了以德治国的典范,成为历代政治家学习的榜样。他的智慧和精神,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