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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名旦，姬姓，史称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周公是周代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太公姜子牙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诸侯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周公被封在曲阜，国号为鲁，但他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自己则继续留在武王身边。
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二年，不幸患了重病。周公见其久治无效，心忧如焚，跪求上天保佑兄长康复，并表示自己甘愿代之去死。然而，上天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愿，武王仍旧一命归西。按照武王的遗愿，他死后由其嫡长子即位，但当时的嫡长子姬诵还是个幼童。周公惟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欺负幼主，从而导致战乱，使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遵照武王的遗言，毅然摄政，代成王管理天下大事。
然而，周公的义举却遭到了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的妒忌。管叔鲜和蔡叔度都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见周公执掌朝政，便四处造谣惑众，说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而是谋篡王位。谣言迅速传遍了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很多人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公开评论，最后发展到当面指责，甚至连足智多谋的姜子牙也有所怀疑。
周公面对这些诽谤和侮辱，心中虽有苦楚，但为了国家安定和百姓安宁，他选择忍辱负重。他继续勤恳地处理国家事务，一面耐心解释，一面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他对姜子牙等人说：“我为什么不避嫌疑而出来摄政呢？怕的是侄儿年幼，坏人会乘机作乱，颠覆我们祖先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江山！”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周公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深知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选贤任能。他每日处理繁忙政务，甚至洗一次头发要中断三次，吃一顿饭也要三次放下筷子，即史书上所说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人们见他如此辛劳，逐渐对管叔鲜和蔡叔度的谣言产生怀疑。而管叔鲜和蔡叔度则更加惊恐，最终与武庚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发动叛乱。
周公得知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以成王的名义率师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先后伐灭50多个小国家，杀死武庚，迫使管叔鲜自刎，并将蔡叔度俘获，彻底平定了内乱。
平定内乱后，周公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确保周王朝长治久安，使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他首先将商朝旧都及其周边地区封给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定国号为卫；将现在的商丘一带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定国号为宋；在宋国附近新建陈国（今河南淮阳县）、杞国（今河南杞县）和谯国（今安徽亳县）。接着，选择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营建了东都。
在此期间，周公不仅完成了平乱和建设，还制定了“礼乐”制度，以礼乐治国。他认为通过制定和推行礼乐制度，可以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周公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爵谥制度和官吏制度，并提倡以德治国。这些制度和主张，使西周成为一个文明、稳定和繁荣的国家。
周公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一面带头遵守礼、乐，努力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一面殷切期望成王健康成长，以便早日将政权还给他。他为利于成王将来成为一代明君，精心挑选了最好的老师；自己也常常亲自过问他的学业，安排他接见诸侯、聆听廷议、深入民间，指导他如何做人、如何为君、如何治天下。
成王十多岁时，周公常安排重臣陪他外出巡视。有一次，成王巡视归来，见百姓们都跪在道路两旁，恭恭敬敬地迎接成王，而成王却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显得洋洋得意。周公心中不是滋味，便走上前将成王拉下马，让他步行于市，亲自扶起跪在两边的老人。成王不解，问：“我是周天子，百姓跪迎是天意，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周公解释道：“天意就是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成王成年后，周公及时将政权归还。但他担心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时“有所淫佚”，特地作了《多士》、《毋逸》两篇诰文以戒之。在《多士》中，周公写道，殷王朝帝王善恶功过及成王应汲取的教训；在《毋逸》中，周公写道，离创业久，子孙易忘当年艰难，骄奢荒淫致家破人亡，告诫成王不要铺张浪费，随意糟蹋民力。
成王从周公的教诲中受益匪浅，认真总结殷亡周兴的经验教训，谨慎处理政务，时时为百姓着想，深受拥护爱戴。在他执政期间，进一步巩固父王基业，铲除商朝遗留的不安定因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民生，被公认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明君。
周公去世后，他的治国理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他不仅为西周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更树立了以德治国的典范，成为历代政治家学习的榜样。他的智慧和精神，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