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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的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中国人民的更多的苦难和耻辱，也同样地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母亲的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还运动上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后来兴起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反对慈禧太后自选宫监，同时又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这也算是惩罚）。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事，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了需三十万的修缮工费。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是醇亲王奕譞生前监工督办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个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自然荣禄从此又进一步得到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深知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最深知这场不和对他自己地位的影响，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那些被罢黜的和担心被皇帝身边人挤掉了位置的人向他哭哭啼啼的时候，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首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首脑。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皇帝接触上，就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计策，先强逼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家。据说翁同龢突然接到解职的上谕之后，荣禄还握着翁同龢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会把皇帝给得罪了啊？”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几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相位之首又统辖近畿三军的职位。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第二步本想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太后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从甲午战败之后，这些当权派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人很怕这个举动引起更大的反响，不敢赞同。于是，荣禄又策划出一个另类办法，准备在太后和皇帝到天津检阅新建陆军时，实行政变。这个消息叫光绪知道了，他连忙通知维新派去想办法。维新派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也许事情不至闹成后来那样，但是这些书生们却秘密地去找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袁世凯在朝野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参加过维新派的团体强学会，这时是统率着七千新军的头目。翁同龢回家经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翁同龢表示过对皇帝的忠诚，这些举动都使维新派人士对他产生了幻想。光绪召见了这位直隶按察使，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又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对他说：“你要不干也行，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又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这次戊戌政变的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又有所表现。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结果慈禧不敢惹洋人，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她一计不成，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根据荣禄的主意，皇储不叫皇太子，《清史稿》说是“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他们的计划是，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后党的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现在洋人既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她废光绪和立大阿哥，这就是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就使她忍受不了。于是，她听了急于想叫儿子当皇帝的载漪的主意，要使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了。
义和团不断地和洋人教会和清廷军队进行斗争，这时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卸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理由是军队既然应付不了义和团，而义和团主要目标是“灭洋”，正好加以利用，让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完全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并且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即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却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给洋兵送水果点心。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是完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而给洋兵送水果点心以及一面承旨调他的毅军参加进攻洋兵，同时又让炮兵只打空炮，这都是荣禄的“杰作”。荣禄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授计负责和联军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这些记载外，还应补上，就是西太后是在这时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我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家说起，西太后的用意还不仅为了表示对外祖父的宠信。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猜疑颇深。这种猜疑可以从砍伐白果树的故事看出来。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起醇王府出了个皇帝就是由于醇王坟地的风水好，有这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这时我的第一位祖母、慈禧的妹妹已经故去了，我的亲祖母刘佳氏为这件事简直吓得要死。
但是，引起慈禧猜忌的，还不止这类无聊的迷信。在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德林公使被杀事道歉。德国人如此“重视”光绪的兄弟，德国皇室还给以礼遇，这使慈禧大感不安，她想不到洋人不懂什么叫过嗣，只认得血缘关系，这一点更加深了她心里原存的疑忌，光绪的亲血骨肉就成了她心中的隐忧。这种来自内部的忧患，是比外部的康有为维新派更叫她担心的。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加以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在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十月到开封迎上回銮的慈禧，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德国皇室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太后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