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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感到离奇而惊恐。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我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要当天回奏，下午我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到了规定的节日里，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平日的八人大轿我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的门槛，叫人统统锯掉。这种种举动都像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另一方面，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笞打他们，撤换他们。这些举动还算好，王公大臣们的神经还能应付，最叫他们受不了的是我一会儿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儿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在我结婚后三个月，我竟然企图不告而别，溜出紫禁城。这些举动简直把王公大臣们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全变成白的了。
当初邀请外国人来当我师傅的时候，在一部分王公大臣中间，本来也想到我出洋的事。在我结婚后接到的奏折、条陈里，也有不少遗老提到这个主张，但到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了。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了同情的还是根本就反对的，也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了绝望或是仍不死心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个优待条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优待条件对他们每个人说来是最为宝贵的，尽管四百万岁费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剩下“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句话。反对我出洋的是怕我丢掉这个尊号，同情我出洋的也把出洋时机放在实在保留不了这个尊号以后。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留住这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人也还可以保留他自己的饭碗和已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遗老的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之处，在于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保留多久。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对可能发生更大的危险都敏感得多。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被张勋赶走过的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到的是新的民国当局会直接加害于我，问题已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明文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今天可以维持下来，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呢？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找外国人去呢？如果等来了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找外国人是不是来得及呢？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重复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叫民国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得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能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忙着赶快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这些王爷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的自然的好奇好新的心理发展，我一天比一天觉得我的环境不舒服，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替我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的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缘故。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本是王公大臣他们自己早有了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和构造，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又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意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一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都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我的话，他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在毓庆宫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报上的我也看了不少了，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更有一大堆报纸（总有二十来种各大城市的报），已经够他们担心的了。他们怕报纸泄露出去的清室消息刺激了舆论，又怕那些不愿叫我知道的消息，引起我对他们经济手续的追查。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而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倒十有九件是确有其事的，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弄得他们手忙脚乱之际，现在又要有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了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现状维持派，只要一切维持住，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叫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儿，再再说……”
我想起他剪辫子也比我剪得早，电话也早安上，他不让我买汽车而他也早买了，可是一点也不顾我，我心里很不满意，就说：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啊？哈哈……”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后来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儿，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呀！”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倒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得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也没说多少话，不过根据我从庄士敦那里知道的一些，问问他白话文是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最后是为了听听他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不料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吵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越发觉得他们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我从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阻劝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也刺激了我的胃口，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的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愤，成为促成我出洋决心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一个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去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就都可以得到满足。他的环境和我的比起来，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不过只小了一号。这是他的自传的一段摘录：
二十岁左右离开为止的家庭，还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穿戴清朝礼袍，带着卫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结婚前，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也从来自己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叫，怕我剪了自己的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开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非有“定于一”才有救，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十七岁结婚。她不满意我这不懂时髦的又小她三岁的小女婿。
她姊姊随姊夫到日本去，她羡慕得哭天抹泪……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楸。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等，也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米芾、董其昌、赵孟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是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两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不过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做主张，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准备秘密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木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了办法，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三月，他认为不适宜的时机已经过去九个月了。至于他何以认为适宜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的谁有过商量，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一切结果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他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了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最重要的还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想出来的打通太监的办法，不过是到时间花点钱而已，当我一看拿到钱的立刻欢天喜地的谢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只欠一走了。谁知在离出宫时间不过一小时，不知哪个收了钱又谢了恩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工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好像不是我倒是他，我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问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着我的“同谋犯”走了。看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讯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也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只能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城外祖业先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但是我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