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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䇲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马的蹄子可以践踏霜雪，皮毛能够抵御风寒，吃草喝水，撂蹶子撒欢，这才是马的真性情。纵使有高台大殿，对马来说也毫无用处。到了伯乐出现，说：“我善于调教马。”于是他给马打烙印，给马剪鬃毛，给马钉铁掌，给马上笼头，再套上络头和绊索，关在槽枥棚厩之间，结果先把马折腾死了十分之二三。还要饿它们，渴它们，让它们驱驰奔跑，让它们行进整齐，步伐一致。前面是马嚼子、马铃铛的困扰，后面有马鞭、马策的威胁，这样一来，马已死去大半了。陶工说：“我会捏制陶土。圆的合于圆规，方的中于矩尺。”木工也说：“我善于削木头。弯木如钩，直木似绳。”那些陶土和木头的本性，难道是要符合规矩和钩绳这些工具的标准吗？然而，世世代代的人都说：“伯乐善于调教马，陶工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头。”这也是治理天下者所犯的过错呀。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不变的本能和天性，他们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儿偏私，这就叫作任其自然。所以在道德昌盛的上古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在那个时代，山间没有开凿大大小小的道路，湖泊河流之上也没有舟船和桥梁。人与万物合群而生，住处相互连接，没有分界，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顺性滋长。因此，人可以牵引禽兽到处漫游，也可爬到树上窥视鸟鹊之巢。
在那至德之世，人与禽兽住在一起，人群与万物浑然不分，哪里知道什么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人与无知之物一样，他的本性就不会离失；人同无欲之物一样，即为他的自然素质；自然素质不变即保持了人的本性。等到世上出了圣人，勉为其难地去倡导所谓仁，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义，于是天下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放纵无度地追求逸乐的曲章，繁杂琐碎地制定礼仪和法度，于是天下开始分离了。所以，天然的木料不被剖开，谁能做成牺尊之类酒器！白玉不被毁坏，谁能做成珪璋之类玉器！大道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呢！自然本性不离失，哪里用得着礼乐呢！五色不相混相间，谁能制出美丽的图案花纹！五声不打乱重组，谁能制出与六律相应的乐曲！毁坏天然木料用以造成器具，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以推行仁义，这是圣人的罪过。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
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颈交颈相互摩擦，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撞，马所知晓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这样一来，马就懂得斜视御者不肯前行，屈曲头颈抵抗马轭的限制，抵撞车子篷幔，狡猾地吐掉口勒，偷偷脱掉缰绳。所以马的机智而形成与人对抗的动作，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啊！
上古赫胥氏的时代，百姓安居却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不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来匡正天下百姓的形象，用仁义做标榜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智力，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而不可制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