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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厦门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潮水颇不小。太古公司有一个码头伸出在岸外。我在船上望见了码头上竖着一个吊桥。我们的轮船正停泊在码头外一丈多远的地方，这空隙似乎正是预备用吊桥来连接的。然而船已停了，却看不见码头上有什么人，也没有人预备把吊桥放下来。从岸上来接客的人都在码头旁边下了小划子到了我们的船旁，我们船上的客人也都纷纷坐着划子上了岸。
“一定是那吊桥坏了，”我想，“不然，从吊桥上走过去多么方便呵！”
于是我也就随着接客的坐了一只小船上了岸，到一家码头边的旅馆里去住。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一点儿东西，我又从旅馆里走了出来，想去望一望厦门的街市。
走出旅馆门口，我忽然看见太古码头上的人拥挤得很厉害，吊桥已经放下了，行李和货件纷纷由船上担了下来。原来吊桥并没有坏。
但是为什么不在船到的时候放下来呢？我猜想不出来。我很想问问这原因，可是没有一个熟人，又听不懂厦门话。
第二天，我跟着行李的担子到了往集美去的汽船码头。那只汽船很小，和划子一样大——甚至可以说比划子还小。这时的潮水也很大。但汽船却没有停靠到岸边来。它只是停在离岸一二丈远的地方。我想不出这原因，只得跟着大家下了一只划子，渡到汽船边去。
在汽船上，我注意地望着海港，看见大小的轮船非常多，但都停泊在海港的中间，或离岸不远的地方。只有太古公司是特别的。
“听说厦门是一个有名的都市，厦门人有钱的很多，为什么不造码头呢？”我想，心里觉得很奇怪。“由轮船上下都须坐划子，不是很不便利吗？”
我觉得厦门人仿佛是不大聪明的，在这一件事情上。
但是过了几天，我的这种感觉却给我的朋友推翻了，我开始相信厦门人的智慧和力量来。
原来厦门有三大姓，人最多势力也最大。那三姓是姓陈的、姓吴的和姓纪的。纪姓人世代靠弄划子过日子。自从有了轮船汽船，他们的生活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甘心，因此集合起来，不许轮船公司造码头，不许轮船靠岸。太古公司虽然是外国人办的，而且单独造好了码头，他们也不怕。据说这中间曾经起了许多纠纷，但最后还是穷人们得了胜利，只许码头上的吊桥在轮船停泊两小时后才放下来。
“不准靠岸！”每个弄划子的人都对轮船有着这样的念头。
到了厦门不久，我忽然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鼓浪屿。于是我急忙坐船到那里去。
鼓浪屿真是一个奇异的岛屿。它很小，费了一个钟头，就可在它的周围绕了一个圈子。这里有很光滑的清洁的幽静的马路，但马路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车子。这里的房子几乎全是高大的美丽的洋房。
“你看这一间屋子，一定以为是很穷的人住着的吧？”我的朋友忽然指着一间小小的破屋，对我说。“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这一类房子里的主人常常是有几万几十万财产的。”
“照你说来，这一个岛屿里全是富人了！”我说。
“自然。穷人是数得清的。以面积或人口做单位，这里是全中国的首富呢！”
“有钱的人全集中在这里，可有什么原因吗？”
“因为这里太平。除了这里，全省的土匪几乎如毛多。”
“你未免笑话了！”我说。“既然土匪那么多，只要混进来一二十个，不就不大太平了吗？”
我的朋友听了我的话，忽然沉默了。我留心观察他的面色，他的眼睑红了。我也就沉默下来，不再提起这事情。我想，大约是我的语气使他感觉到不快乐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一道走上了日光岩。这里是鼓浪屿最高的山顶。厦门的都市和其他的岛屿全进了我们的眼睑。
“你看见这边和那边是些什么船吗？”我的朋友指着鼓浪屿的周围的海面，问我说。
我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这里那里停泊着军舰，有的打着日本的旗帜，有的打着英美的旗帜。
我恍然悟到了我的朋友刚才不快活的原因了。我记起了鼓浪屿原来是租给了外国人的。
“你看见这辉煌的铜牌吗？”我的朋友这样说，当我们走过几家华丽的洋房门前的时候。
我给他提醒了。这样的铜牌我已经瞥见了许许多多，以为一定是什么营业的招牌或者住宅的姓名，所以以前并没注意去看那上面的字。
“大日本籍民……葡萄牙籍民……日斯巴尼亚籍民……”我一路走着，一路读着，我觉得我是在中国以外的地球上。
我初到厦门是住在一个学校里。这样可爱的学生，我从来不曾遇到过。他们的身材都很高大结实，皮肤发着棕色的光，筋肉紧绽，一看见他们，便使我联想到什么报上所登的大力士的相片。
皮球是他们的生命，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已在床上听见操场上的球声了。这声音一直持续到吃早饭，上课。他们永不会感到疲乏，连课间休息也几乎成了运动的时间。每一班都有球队，常常这一班和那一班比赛，这一个学校和那一个学校比赛。有几次我看见运动员跌得很厉害，膝盖上流着血，禁不住自己的心怦怦跳动起来，却想不到他包扎好了，又立刻进了球场，仿佛并没有什么痛苦似的。
在我们江浙人的眼光里，我敢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球大王。
除了很好的体格外，他们还有很好的德行。他们有诚挚的态度，坦白的胸怀，慷慨的心肠——而服从，尤其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从来不会叫一个教员下不得台，或者可以说，他们不大会感觉到教员的缺点。
“怎么这里的学生这样好呢？”我常常想不出原因来。
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了一个有名的小学校的章程，里面载着详细的规则，有一条是：骂人的学生，罚口含石头半点钟。还有几种的犯规是坐监狱。
这时我才明白了。
但是过了不久，我忽然看到另一面了。
厦门有一个学校里的学生，把一个教员围在几十个人的中心，用木棍打破了眼睛，伤了腰背。
另一个学校的校长被学生用手枪击伤了两处。
第三个学校的学生分成了两派，带着手枪和手榴弹抢夺着学校。
我在别处也常常看到过学校里闹风潮的事，但总是离不开罢课、发宣言、贴标语、请愿这些无用的方法，大不了，伸着拳背着木棍。用手枪和手榴弹是不曾听见过的。
“这是这边司空见惯了的，”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该听见过械斗这个名词吧？从前在臧致平统治下，厦门的陈、吴、纪三大姓曾经和台湾人械斗了一年多呢。——你听说过一个苍蝇的故事吗？从前有……”我的朋友开始讲述那个故事了。
“从前有两个异县的孩子在路上走着，遇见了一个苍蝇。它飞到了第一个孩子的鼻子上休息着，给这孩子知道了，他啪的一拳向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不料没有打着苍蝇，却打痛了自己的鼻子。这苍蝇给他一赶，便飞到第二个孩子的鼻子上了。第二个孩子也是用力地打了一拳，向着自己的鼻子上打了去，但也没有打着苍蝇，一样打痛了自己的鼻子。于是他大怒了，和第一个孩子争了起来。
“——你不赶它，它不会飞到我的鼻子上来！
“第一个孩子本来打痛了自己的鼻子，心里很不快活，给第二个孩子这么一说，也立刻大怒了。没有几句话，两个人便打成了一团。
“这时第一个孩子的母亲来了。她扯开了他们，问他们厮打的原因。
“你这孩子这么不讲理！苍蝇飞来飞去关他什么事！——第一个孩子的母亲说。啪的一拳，打在第二个孩子的脸上。
“于是这给第二个孩子的母亲知道了。她赶到第一个孩子的母亲面前，说：‘……你这女人这样不讲理！孩子打来打去关大人什么事！’第二个孩子的母亲这么说着，也是啪的一拳，打在第一个孩子的母亲的脸上。
“于是这一村里的人跑出来了，他们不肯甘休。那一村里的人也不肯甘休。最后两村的人都自己集合起来，成了对垒，互相残杀攻击，死了许多人，结下死仇——”
我的朋友的话到这里终止了。他使我否认了“口含石头半点钟”的罚规的效力。
四月的中旬，我到厦门才一个月，忽然发生了一件极其可怕的现象。这现象不仅笼罩了厦门、鼓浪屿、集美，连闽南各县都在内了。
在这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某街发现死鼠”，底下一连打着三个惊叹记号。
我很奇怪，死了一只老鼠，也有在报纸上登载的价值。细看这条新闻的内容也极平淡无奇，只报告这只死鼠发现在某处罢了。
站在我背后看报的两个学生在用本地话大声地说着，我听出两个惊骇的字眼：“啊唷！”底下就听不懂了。
我转过头去，看见他们的眼光正注视在报上的那条新闻。
“难道这和‘苍蝇’一样含有重要的意义吗？”我想。于是我问了。
“黑死症！可怕的黑死症又来了！”他们说。
“黑死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我没有听见过。”
“一种瘟疫！又叫作鼠疫！”
于是他们开始讲了起来。
原来这是闽南最可怕的一种瘟疫。每年春夏之间，不可避免地必须死去许多人。它的微菌生长在鼠的身上，传染人身非常迅速。被它侵占的人立刻发高度的热，过不了一星期就死了。死了以后常常在颈间、手指间，或脚趾间，以及胁下、胯下发出结核来。以前死人的多常常来不及做棺材，一家十余口的常常死得一个也不留。近来外国人发明了防疫针以后，虽然死的人减少了一些，但许多人还是听天由命不愿意注射，而且直到微菌侵入，防疫针就没有效力，此外也就没有什么药可救了。
一星期以后，空气果然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报纸上天天登着某处死了多少人，某处死了多少人。我的耳内也时常听见死人的消息。这时防疫运动开始了，大扫除，注射，闹得非常纷乱。我们学校里死了几个人，附近的街上死的还要多。但是一般民众只相信神的力，这里那里把菩萨抬了出来。
我的一个朋友寄寓的一家本地人，甚至还把死在外面的人抬到屋内来供祭，入殓了以后，在厅里放上半月。
我虽然打了药水针，但完全给这恐怖的空气吓住了。偶然走到街上去，就看见了抬着的棺材，听到了哭声。
天灾人祸，未来在哪里呢？
然而未来究竟是有的。天灾人祸虽然接连着，人口可并不会有减少的现象。他们只要一个人和财产一起，人口就会立刻兴旺的。
似乎就因为死的人太多的缘故吧，本地女子的地位因之抬高了。本地男子要讨一个妻子，总须花上很多的聘金。
我的老朋友所在的一家报馆里，有一个担水工人曾经出了七百元聘金讨了一个妻子。他的另外的一个朋友是曾经出了三千元聘金的。
这样一来，人口似乎应该愈加少了？然而并不如此。他们有很聪明的办法的。
有一次，我的老朋友忽然带了一个六岁的小孩来，说是宁波人，要我和他用宁波话谈谈。我很奇怪，我的朋友居然会在这里寻到别的宁波人，而且把他的孩子也带来了。
那孩子穿着不很整洁的衣服，面色很难看，像是一个穷人的儿子。我想，一定是我的朋友发现了一个流落在这里的宁波人，想借同乡的观念，来要我援助了。
于是我便说着宁波话，请他走近来。
但是他没有动，露着怯弱的眼光。
“你是哪里人呢？”我仍用宁波话问他。
“呒载！”他说的是厦门话，意思是不晓得。“怎么？是厦门人吧？”我问我的朋友说。
“是宁波人，他有点怕生哩！”
“你姓什么呢？小朋友？”我又问了。
“呒载！”他摇着头说。
“几岁呢？说吧，不要怕呵！”
“呒载！”又是一样的回答。
“用上海话问问看吧！也许是在上海生长的。”我的朋友说。
于是我又照着办了。但他的回答依然是这两个字。
“到底是哪里人呢？”我问我的朋友说。
“老实说，不清楚，只晓得宁波那边人。”
“你从哪里带来的呢？”
“一个朋友家里。他是从人贩子那里买来的。”
“不犯法吗？”
“在这里官厅是不禁止的。花了一二百元钱，就可买到一个。本地人几乎每家都要买一两个的。”
我给他说得吃惊了。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孩子到这里快半年了，”我的朋友继续说，“他从来不说话，偶尔说了几句，也没有人听得懂。他只知道说‘呒载’，无论他懂得或不懂得。仿佛白痴似的，据说他到这里的头一天，脱下衣服来，一身都是青肿的。显然人贩子把他打得很厉害。他只会说‘呒载’，大约就是受了人贩子的极大的威迫的缘故了。这里是一个人口贩卖的倾销市场，也就是人口贩运的总机关。来源是上海，上海的每一只轮船到这里，没有一次没有贩卖人口。……”
我给这些话惊得呆住了。
厦门话真不易懂，跑到那里好像到了外国一样。就连用字，也有许多是我们一时不容易了解的。学校的布告常常写着拜六拜五，省去了一个“礼”字。街名常常连着一个“仔”字。从某处到某处的路由牌，写着“直透”某处。
有一次，我看见街上有一个工厂，外面写着很大的招牌，叫作某某雪文厂。我不懂得“雪文”是什么，跑到门口去一看，原来里面造的是肥皂，才记起了英文soap，世界语的sapo，法文的savon，而厦门人叫肥皂是叫作sapon的。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厦门话古音很多。如声方面，轻唇归重唇，如房读若旁；舌上归舌头的，澈读若铁，娘日归泥，娘读若良，人读兰。韵方面：有闭口韵，如三读sam，今读kim，入声带阻，如一读it，十读tsap，沃读ok。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虽然平日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在厦门已经住上三四年了，他还是不大会说厦门话。
同时，厦门人学普通话，也仿佛和我们学厦门话一样困难。虽然小学校里就教国语，到了高中甚至大学的学生还不大会说普通话。他们写起文章来常常会把“渐”写作“暂”，把“暂”写作“渐”，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错。
但是有一天我却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异象。我看见许多男女老幼从一家教堂出来，各人都挟了一两本书。这自然是《圣经》之类的书了。
“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认得字吗？”我实在不相信；他们中间明明是有许多太年轻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样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里买东西，瞥见了柜台上一张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横行的罗马字，看过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么，你懂得罗马字拼音吗？”
“是的。我们这里不会写中国字的，就学这个。”
“谁教你们的呢？”
“在教会里学的。”
“不是北平弄注音字母的那几个人发明的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已经用了很久了。教会里的书全是用罗马字拼本地音的。”
我明白了。我记起了鼓浪屿有一家专门卖《圣经》的书店，便到那里去翻看，果然发现了全用罗马字拼厦门音的《新旧约》以及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字典。据说是教会里的外国人所发明的。
我爱厦门，因为在这里的春天是永久的。
没有到厦门以前，我以为厦门的夏天一定热得厉害。但到了夏天，却觉得比上海的夏天还凉爽。
“上海的冬天冷得厉害吧？我们这里的人都怕到上海去哩！”
这话正和我到厦门去以前的心理是成为对比的。
没有离开过厦门的人，从来不曾见过雪。厦门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四十五度。草木是长青的。花的季节都提早了。离开繁盛的街道，随地可以看见高大奇特的榕树，连茅厕旁都种满了繁密的龙眼树。农人们一年播两次秧，还可以很从容地种植蔬菜。在我们浙江人种的不到一尺的大蒜，在厦门却长得和芦苇差不多。岛上的山石大多是花岗岩。山峦重叠地起伏着。海涌着，睡着，呼号着，低吟着。晴朗的黄昏，坐着一只小舟，任它顺流荡去，默默地凝神在美丽的晚霞上，忘却了人间苦。狂风怒鸣的时候，张着帆，倾侧着小舟，让波浪汩汩地敲击着船边，让浪花飞溅在身上，引出内心的生的力来。黑暗的夜里，默数着对岸的星火，静静地前进着，仿佛驶向天空似的。
这一切，都告诉了我，春天在这里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