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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 20 天的船，终于由芝沙丹尼号载我离开上海孤岛了。在回返到上海居住的两个多月之间，我看到了许多，我知道了许多。虽然在经济方面，也许上海已大大地失去了它以前那么样的重要性，但是，我相信，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上海还保留着一种潜势力。我虽然看见了许多得意扬扬的汉奸，但尤其多的是一些留在那孤岛上艰苦地工作着的孤臣孽子。他们在教育着孤岛上的四百万民众，他们在记录、监视甚或惩戒那些无耻的国贼，你别以为此刻的上海所给予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比从前越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你只要一想到上海现在居然还有一种严肃的舆论存在着，居然还有一种潜伏的，但是并不微弱的抗战势力存在着，你就不能不感谢这些并未撤退到后方去的孤臣孽子了。
现在，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
当我占据了A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箧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买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后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订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听可以，听可以，买办要听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儿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也已经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清清的，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熙来攘往，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了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芦篾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个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作“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瞭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唪经击磬声和喧豗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做何感想，唯有默然而已。
从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唯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价，有的时候比鸡蛋还贵。”这是侍役的解释。
“好吧，你来个咖喱鸡饭吧。”
“是，五毫，先生。”
我挥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不久，侍役端上我的咖喱鸡饭来。饭，不错。咖喱，也没有错。鸡？却是没有，代替的是猪肉。
“喂，怎么，这不是鸡！”
“对不起了，先生，鸡卖完了，近来鸡不多，我们这里每天只卖一个鸡。算四毫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