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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包袱的小商人，一两个小学生，荷枪的兵士，小脚的老太太……煤渣似地从一列通车里抛下来。搬货夫穿梭似地忙碌，警察、侦探，机警地鼠视着。饭店的接车，一面对着一般没有中国的旅行经验的行侣们嚷嚷、纠缠、威诱……一面对着熟识的马车夫飞眼。
一切又变安静。
月台上站着两个肥硕的仆役，头上戴着红箍，写着：HTOEL de Pekin。
两三个学生在巡礼。一个外国人燃着雪茄。
电灯忽然亮了，群众的情绪，立刻的紧张起来。专车潮水般地滚来。灯光里，褐色的皮衣，巴黎的小帽，猩红的唇，斑白的发，一幅翻涌的镜头，幻成银幕中的列车。突然地，在一个窗棂里，映出一颗斑白的头。“嘿咿！”群众嘈杂地集中在窗下向前飞驰。
在门外写着A字车厢的第一个座位，便坐着这位77岁的青年。精致的呢帽，遮没了宽阔的额角。银色的白须，摊散在一件宽大的橡皮呢的外衣上。锋利的目光，冷冷地向窗外刺了一眼，便立刻地转过去，无目的地凝视着。对面坐着的一位外国绅士，很礼貌地向群众微笑。车厢的门口，颀立着一位苗条的女郎，捻弄着项上的红巾，轻妙地，高傲地，睨视着黏附在车窗上的头。
肖，迄然不动。
头的波纹，又骚然地皱起来，白色的浪花，肖的面影，便浮出了以前国联调查团的专车的车门。
他的音波，借着古老的北平的空气而传播到群众耳朵里的第一声，便是“Yes——！”这是当他接到路透社记者卡片的时候。他的第二句话，便是“No！”这是当他听见一个中国记者请求他说几分钟话的时候。
白衣侍者，很熟练地扶着他走下车来，一张花旗票很巧妙地掖在那侍者的手里。
这样，这颗苹果的脸，这个耸立的长人，便一脚踏在这有名的Peking Dast上了。胸前挂着一副夹鼻眼镜，一只小照相机，一只望远镜；右手，拿着一具轻便的行军床和一支手杖。还有看不清是不是打高尔夫球的棒子。
车中坐在肖对面的绅士，很潇洒地走来向我握手。几句简单的问答之后，我便被大家推送到肖的面前。
走出站门，他忽然想起了缓行的太太，于是便回来寻找。很谨慎地把他穿着黑衣的枯老的太太引进汽车之后，他也坐定在车中。
两个记者，拿出一把卡片交给他，肖除了几个简单的“No，No，No”之外，便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问题。
一个记者，很固执地要求肖同车到北京饭店去。终于被一个随行的中国绅士告之：“按规定，这里（汽车前车厢）只能坐两个人，所以……”终于，那记者，在傍晚的风里，和一个蜜柑脸的记者，很懊恼地讨论着：我们还是到六国饭店去吧。
绛色的自用“824”的汽车，在古城的门洞里消失了。有一个人说：“这幕喜剧闭幕了。”于是，群众散了场。
我重新回到车厢里去，英勇地拿起肖所遗下的点心大嚼。
点心上刻着一个小丑的脸。但是，那脸上有一副讽刺的笑。这笑，足可使一般资产阶级的学者发抖。巧妙地辩护着，自己如何地鼓不起欢迎莱顿爵士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