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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新会人伍廷芳被任命为出使欧美四国大臣。他邀请梁启超以二等参赞的身份随行，并送来白银千两作为治装费。
梁启超回信说，因为手头事情太多，无法应邀。但是他很关心在美华工，在复信中说：“以我的愚见，出使美国只有一件事情可办，就是保全在美华工。办好这件事，可以建立不朽之功业，而且能一雪前耻，振兴民气。”他深知在美华工饥寒交迫、谋生无术，处境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受教育，素质太低。所以让华工接受文明教化，掌握生存技能，自爱自保，共御外侮，才是根本之道。
次年，横滨的华侨商人邝汝磐和冯镜如打算创办一所中文学校，以便让华侨子弟接受好的教育。当时孙文正在横滨，他建议将学校取名为“中西学校”，同时建议派人前往上海托请梁启超出任校长。
可惜的是，当时梁启超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一时走不开。于是康有为派弟子徐勤出任校长，并将校名改为“大同”，手书“大同学校”四字让他带去。梁启超则写了《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为新学校确立了办学方针。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来到日本，打算在东京创办一所高等学校，让华侨子弟接受更好的教育，培养出主宰中国未来的人才。他先是发动横滨华商出资，接着写信争取日本官方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次年夏天，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成立，梁启超亲自出任校长。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跑到神户去和华侨麦少彭等人商议创办华侨学校。为了争取侨商支持，他在中华会馆发表演说，认为华侨应该重视教育，为救国培养人才。1900 年春，校舍落成，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终于成立。
梁启超一向关心华侨的生存处境。他希望通过创办华文学校，让华侨子弟接受好的教育，掌握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新知识，养成在现代社会组织和团体下生活与发展的能力。这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可贵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