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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可这并不是说他刚即位，“当”一下子就“贞观之治”了。为了在大乱之后实现大治，太宗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用了不少办法，也耗了不少时间。
隋炀帝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经过李渊九年的缝缝补补，虽然烂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归根到底还是很烂。具体咋个烂法呢？可以用三个词12个字概括：人口锐减，民生凋敝，财富蒸发。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据《资治通鉴》载，隋朝建立伊始，全国有近400万户。到隋文帝去世时，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接近800万户，平均每年增长近20万户。有人要感慨了，杨坚太给力了！其实之所以能翻一番，隋文帝抚育有方倒在其次，主要是隋朝吞并了南陈，取得了南方的人口。隋炀帝大业五年是隋朝人口的峰值，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90余万户。史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回顾隋末乱世，从大业七年（611年）王薄起兵，到贞观二年（628年）梁师都覆灭，总共18年。那么，经过这18年乱世的涤荡，全国还有多少人口呢？史书中没有留下武德朝和贞观朝的人口数据。关于唐朝人口数量的首次记载出现在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时任户部尚书高履行（高士廉的儿子）奏报：“今户三百八十万。”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太宗即位之初，全国户口数应该都不到300万户。他爸干了9年，他干了23年，加上他儿子的头三年，三代人干了35年，大唐的人口数甚至都比不上当年只占据半壁江山的北周。
列位先别惊呼，我们接着往下看。又过了半个世纪，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数615万，总算超过了起点时的隋朝。唐朝接着追赶，又追了半个世纪，到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总算赶上了，达到了906万户。也就是说，李家五代人接力，中间高宗一家四口齐上阵，七位帝王干了136年，才赶上了杨坚父子的二人转。
短短18年的战乱，损失了510万户，按每户五口人计，大约2500万人口。我特意查阅了一下2019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世界各国人口的统计数据，隋末乱世损失的人口数几乎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或一个朝鲜的人口数。
18年的损失，用了136年才得以恢复，这就是乱世的代价。
而这样的乱世以及比这样的乱世还要乱的乱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
人口锐减，国力势必遭到严重削弱：首先，农民数量急剧减少，地没人种了，大量的良田撂了荒，农业凋敝，粮食匮乏，粮价奇高，百姓困顿；其次，人头少了，租庸调就少了，国家财政紧张，很多事需要办也想办，但是没钱，办不了；最后，可以服兵役的人少了，兵源渠道狭窄，兵员素质低下，军力就无法强大。
大唐的虚弱是肉眼可见的。大家可能想不到，唐初是禁止酿酒的，原因很可笑，粮食都不够吃，还酿什么酒啊？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麹
文泰入朝，行经秦陇，见城邑萧条，顿生轻中国之心，哂笑道：“非复有隋之比！”贞观六年（632年），大唐开国都第十六年了，魏征还在表疏中说，“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在奏疏中也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
太宗即位，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大唐究竟该怎么治理？这个课题说难也难，但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只要看看大隋是怎么亡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尤其隋炀帝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一本错题集。
李渊父子亲身经历了隋之衰落，亲眼见证了隋之灭亡，深知杨广施政无道乃隋亡之根本原因。可太宗就想了，隋朝也不是没有人才，那么多人才就没一个看出炀帝的政策不对，应该做出调整吗？当然不是！问题在于：炀帝刚愎自用、拒谏饰非。大家说了他也不听，说多了还有性命之虞，只好缄口不言。于是，小的错误无法更改，变成了大的错误，日积月累，终致江山易主。
所以，太宗认定，治国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人说话，要广开言路，让群臣百官敢说话、说真话、争着说话，形成群策群力、积极献言的良好政治氛围。他明白，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态度和行动至关重要：一是要肯听，放下身段，摆低姿态，虚心纳谏；二是听了之后要照做，察纳雅言，迅速实施。
他首先注重发挥职业谏官的作用。谏官就是专以进谏、发表意见为工作内容的官员。唐初职业谏官共有24人，分别是左右散骑常侍4人、左右谏议大夫8人和左右补阙12人。贞观元年（627年）正月，太宗指示：“从今往后，三品以上高干入阁奏事，谏官必须随行，一旦发现有人有过失，即可进谏。”
仅靠区区24个谏官说话，当然是不够的，必须把群臣百官也发动起来。老臣如果能带头，自然是极好的。所以，太宗就去动员几个老臣。
他先暗示晋阳元勋、两朝元老裴寂：“最近有很多人上书言事，朕把他们的奏表贴在墙上，进进出出都要看一看。朕对国家大事很上心啊，经常思考治国之道到后半夜。裴公你也应当勤勉敬业，别辜负了朕的期望！”言下之意，裴寂，你可要多建言献策！但裴寂不知是没听懂还是装没听懂，没有任何行动。
太宗无奈，又让封德彝“举贤”。可封德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久无所举”。太宗很不高兴，质问他。封德彝却说：“不是臣不尽心，实在是现在没有奇才啊！”这话听着就生气，太宗大为光火：“你不识才就不识才，怎么能说这一代人都没有奇才呢？！”封德彝“惭而退”。
太宗又旁敲侧击地动员萧瑀，先是顾左右而言他，用弓矢说事：“朕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弓矢，经过这些年的浸润，朕觉得自己就是弓矢的专家大拿，没有不懂的。可前不久朕拿了珍藏的几张弓给匠人看，匠人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朕很诧异，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这些弓木的心都不直。朕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还是不够专业。”然后，他意味深长地转到正题上：“朕以弓矢定四方，居然还不能完全掌握弓矢的事情，何况是天下的事物呢？！”其实，他想说的是，萧瑀你得多多建言献策啊！萧瑀虽然连连称是，但也不见任何行动。
除了裴寂、封德彝和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唐俭等老臣都是一些靠出身上位的人，本身能力泛泛，指望不上他们。再看看他的心腹们，杜如晦长于决断，不善谋划；房玄龄倒是能琢磨事儿，可此人素来谨慎，从不发表意见；长孙无忌又只会顺着他说。
打不开局面，太宗很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