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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人口，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封建王朝以农业为本，只有农业强了，王朝才会兴盛。这里面的因果利害，太宗看得很透：“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
举凡领导搞事情，第一步肯定是思想发动。
贞观元年二月初十，太宗让长孙皇后带着后宫妃嫔及命妇
，公开集体纺蚕丝，先把妇女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女织布来男耕田，发动完妇女，就该发动男人了，贞观三年（629年）正月，他特意举行了已经中断了几十年的“籍田礼”。
籍田礼是吉礼的一种，其仪式是这样的：
孟春正月，于春耕之前的某天清晨，先以太牢
祭祀神农
。
然后，在国都近郊，由天子执耒
或犁，从地的这一头推到另一头，如是往返三次
。
随后，由籍田令率众耕播，礼毕。
最后，皇帝下敕，命天下州县及时春耕：冰河解冻，彩蝶纷飞，狗熊撒欢，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这是一个耕作的季节。
既然是一种礼仪，象征意义当然大于实际意义，但它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农耕的重视。从西周开始，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会行此大礼。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隋炀帝就对农业生产很不重视，加之到处浪游没时间，从没搞过。隋末乱世，各路割据势力忙着抢钱抢地抢粮抢娘儿们，哪有心思管这闲事？都没搞过。李渊当皇帝，一忙统一，二忙突厥，也没搞过。
贞观三年正月，大唐皇帝李世民在长安东郊耕籍田。由于这项礼仪已经停办几十年了，百姓都没见过，觉得很新鲜，纷纷赶来看热闹。当大家看到皇帝居然也像个农夫似的推犁执耒，“莫不骇跃”，原来陛下对种地这么重视，他老人家认准的事儿还能错嘛，我们要好好种地了。
皇后纺丝，皇帝籍田，这叫什么？对，这就叫劝课农桑。
他俩一带动，全国马上就动了起来，各州都督刺史、各县县令踊跃劝农耕织。其中，以洛州都督窦轨最为激进，专门组织人手在境内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游手好闲的人，马上强令种地，不听就将其关入大牢。唐廷还派出专职劝农员，赴各地巡视监察。
太宗还非常重视不违农时，天大地大不如农时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头号天条铁律，什么事情都要给农时让路。贞观五年（631年），太子李承乾已届12岁，该行冠礼
了。有司占卜二月最吉，建议在二月行礼，结果报到太宗这里却被否了。因为二月正是春耕时节，太子若在此时行冠礼，势必会分散百姓注意力，牵扯农人的精力。太宗大笔一挥，硬是将冠礼日期推迟到了秋后十月。
太宗是个狩猎控。先前他总爱在春天打猎，天气好，野兽又多。为了不妨碍百姓耕作，愣是把这个习惯改了，改成秋后打猎。
为了从制度上确保不违农时，朝廷还出台法律，将违背农时的行为列为犯罪。例如，规定各级政府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以贪赃论处。
此外，太宗还进一步改革了均田制。
《李唐开国》里讲过，唐版均田制是李建成搞起来的，颁行于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但是，从武德七年到武德九年的三年里，因为政治斗争，这项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太宗即位后，又进行了修补，主要解决了部分狭乡授田数不达标的问题。
依照人均分配土地面积是否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唐廷将最底层的行政单位——乡分为狭乡和宽乡两种。狭乡是人均耕地面积不达标的乡。宽乡就是人均耕地面积绰绰有余的乡。这个很好理解，各地自然环境、地理地貌千差万别，自然有富有贫。封建时代对农民的管控是十分严厉的，严禁私自迁徙，不许他跑到别的地方去种地。太宗觉得不宜统得太死，就出台政策，允许狭乡农民向宽乡迁徙。
通过种种得力措施，全国人口数量开始回升，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各项社会建设也渐入佳境。
事实上，贞观头四年，国力恢复的速度相当快。当年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足足用了二十年。西汉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直到汉武帝时才具备了击败匈奴的实力。而太宗仅用了四年左右，就将国力提升到能击败突厥的程度，绝对称得上奇迹。
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他个人能力极其出众，思路举措极其得力。
人们总是企盼颂扬好时代。好时代，好时代，什么是好时代？总结历史，其实就两条：一是政治清明，二是经济发展。政治是否清明，关系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是否发展，关系百姓衣食住用，二者缺一不可。政治不清明，经济再怎么发展，百姓也不会满意；或者光是政治清明，经济却停滞不前，百姓生活困顿，也不算好时代。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位领导人，只要做到了这两点，就是圣主明君、人民领袖了。
休养生息是为了更好地劳作。经过四年的休养，太宗感觉大唐和自己都休养得差不多了，应该干点事情了。干什么呢？
当然是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