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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日本人仍然保持着异样的亲美意识。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2002年，“喜欢”美国的日本人占比为72%，超过韩国的53%。
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好感度整体低迷的状态下，日本仍旧保持较高的好感度。2006年春，美国某舆论调查机构对14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回答比例中，英国为56%，法国为39%，德国为37%，土耳其为12%，而在日本竟然有63%的回答者对美国抱有好感，该比例在所有调查对象国中高居首位。
当然，日本国内舆论也不是对伊拉克战争完全没有反应。读卖新闻社与盖洛普咨询公司每年进行的《日美共同舆论调查》显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民众的对美好感度逐渐下降，直到2006年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其中，2001年表示对美国“信任”的受访者占比为51%，大幅超过35%这一“不信任”的比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开始下降，2003年的调查中回答“信任”的比例（41%）开始低于“不信任”的比例（45%）。到2005年，“不信任”的比例达到53%，“信任”的比例减少至37%。到了2006年，“信任”的比例才开始回升到41%。
基于以上调查可以推断，日本与其他国家同样反感布什政府荒唐的伊拉克政策。所以从2003年至2005年，日本舆论的论调从亲美向反美、厌美的方向微微倾斜，但是整体上来看亲美的基调没有发生转换。毋宁说，受到后来中国、朝鲜威胁认知增加的影响，“还是美国靠得住”的意识在日本国内再度扩大。布什政权蛮横的政策虽然引起了日本国内暂时性的反美感情，但是并未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
而且，日本人的亲美意识并非近些年形成的，而是历经至少半个世纪以上塑造出的结果。例如，时事通信社自1960年起每个月都进行了“喜欢/厌恶的国家”舆论调查，通过这个调查就可以理解日本民众对美国好感度是如何积累和延续起来的。
根据上述时事通信社的调查，尽管1960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当时“喜欢”美国的日本民众比例仍然达到47.4%，“厌恶”美国的只有5.9%。这跟对苏联的印象截然相反，当时“喜欢”苏联的只有3.3%，“厌恶”的则达到50.4%。尽管那是日本反美运动高潮迭起、社会主义的梦想还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时代，但从全国层面来看，亲美仍然凌驾于反美之上，亲苏却远不及厌苏。
进入1960年代后半期，受到越南战争的影响，日本人中“喜欢”美国的比例降至36%，到1970年代初期又进一步下降至24%左右，即便如此，这一比例仍然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越南战争结束后，日本的亲美意识再度上升，到1970年代后半期约为30%，进入1980年代以后则达到40%，到1990年代后半期再度超过45%，最高时曾达到47%。进入21世纪，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而下降10个百分点，回落到35%左右。
总理府（现内阁府）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自1978年开始每年都有对美亲近感的选项，几乎所有年份的对美好感度均超过70%。例如，1978年对美好感度的比例为72.7%，1980年为77.2%，1985年为75.6%，1990年为74.2%，1995年为71.2%，2000年为73.8%，几乎没有变动。
这种对美好感度的超稳定结构与对华好感度形成鲜明对比。截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人对华好感度整体都是超过70%，到1980年代后期开始降低，1990年为52.3%，2000年为48.8%，2004年为37.6%，2005年则下滑到32.4%。可以看出，相对于长期稳定的亲美意识，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亲华到厌华的转换。
这种稳定的亲美意识，一般被认为是日美安保体制、自民党长期执政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果。战后的日本人普遍存在一种认识，那就是日本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富足得益于美国的庇护，这是亲美意识得以巩固的根源。诚然，战后的日本经历过1960年代的反基地斗争和安保斗争，经历过日美经济摩擦，并不是在所有时期都那么亲美。即便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得益于美国的庇护，美国那样的富足社会正是日本发展的理想模式。
诚然，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美国的庇护，但美国并非主观地想要庇护日本。对于同时代的美国来说，这是其推进全球战略的必要一环。1947年冷战正式开始之后，美国逐渐改变民主化优先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致力于将日本打造成西方阵营在亚洲的桥头堡。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其方针转变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能够诞生出亲美的政权，那么就可以有效阻止苏联的南下，而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也不会具有如此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确立了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要冲地位。
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在东亚地区建构能够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进攻的军事防波堤，以及重建日本经济并将其打造成亚洲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其东亚冷战政策的两大要件。如果把这两大要件都压在日本头上，意味着日本要承担沉重的军事负担，这必然有大幅度延缓其经济复兴速度的风险。这是杜鲁门以及艾森豪威尔不愿看到的结果。让冲绳以及周边国家扮演防波堤的军事角色，而让日本本土专注于经济发展，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解决方案。麦克阿瑟是该方案的坚定拥趸，在他看来，即使让日本本土非武装化，只要能强化冲绳的战略要塞地位，就可以充分确保东亚地区的军事稳定。
这种分割也为同时期的东亚内部分工体制勾勒出了明晰的轮廓。李钟元在考察艾森豪威尔政权时期韩美日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扭曲现象时指出，在1950年代，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被置于不同的军事-经济分工体制之下。也就是说，美国当时面临着削减财政赤字以及维持全球军事霸权的两难选择，权衡二者关系后，艾森豪威尔政权在东亚地区给出了两个选项——重视经济和优先军事。美国给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安排了不同的角色。于是在整个1950年代，“在亚洲政策整体趋向于军事优先的背景下，对日政策则实现了向重视经济的方向转换，受到该政策的部分影响，韩国等其他亚洲前哨国家则被迫执行强化军事优先的政策，这也成为限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如此一来，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冲绳地区扮演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基地角色，而日本则专心承担经济发展中枢的角色。1950年代中期是“1955年体制”形成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开端。此后皇太子成婚、家用电器普及、“神武景气”
、“岩户景气”
、东京奥运会以及大阪世博会等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事件鼓舞着日本民众向着高速增长的梦想迈进。这时，内在于日本的“美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展现出其隐蔽的一面，即集军事暴力和消费欲望表里于一体的“占领者美国”形象开始向着大众生活全面铺开的“消费国家”形象转变。
结果，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内在于日本本土的“美国”开始渐渐与基地、暴力等直接遭遇的记忆相分离，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在日本冲绳、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真实面貌。毋宁说，这种被媒体所过滤后的丰裕的消费主义意象，对本土的所有日本人都具有相同的诱惑力。
对一部分人而言，占领期间的美国是“解放者”，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美国则是“征服者”。它是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恐惧的理由，既富有又颓废。对不同人而言，因阶级、年龄段、性别、地域以及个体偶然性的差异，美国呈现出无数个彼此互异的面貌。因为美国并非纯粹的“印象”，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能遭遇到的“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人们对美军士兵、制度变迁等的直接体验。
但是，进入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作为军事暴力的一面逐渐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退却，同时又从另一个层面更加深刻地捕获了日本民众的“芳心”。1950年代中期以后，似乎和失去日常生活中与具体的美国的直接遭遇相反，作为象征的“美国”变得更加具体，并且日本人还在其中渗入了自身的角色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战后日本内在的美国在被间接化、媒体化、印象化的同时，反而成为了日本人从内部重组日常意识和身份认同的更高层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