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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遇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和报复让美国陷入了“反恐”的怪圈不能自拔。美国武断地高举“反恐战争”大旗，要求同盟诸国并肩战斗，通过一场阿富汗战争重构了世界秩序，并重新确立了自身的优越地位。美国宛若一个焦躁不安的患者，非要根除身上的痼疾并再次恢复健康的体魄，方才心安理得。
在除掉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之后，这位患者的自我强迫症仍然没有得到缓释。美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声音、部分国家追随的不情愿以及无数市民的反战运动置若罔闻，以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单方面的“战争”。据报道，该国的总统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崩溃在望时，拍拍脑袋说，“好吧，接下来是伊拉克”，其想法仿佛“头脑中忽闪忽灭的灯泡”。
事实上他本人早在上一年的年末就预告“明年是战争年”。标榜“自由”和“理性”的美利坚合众国沉迷于敲打“无赖国家”的除恶行动不能自拔。
“9·11”事件过去4年之后，美国所发动的战争才消停下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下成立新政权，但是，直到现在伊拉克仍陷在内战的泥淖中。布什政权虽然凭借其任性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获得一时的自我满足，却给世界各地带来了为数众多的混乱。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曾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和希望的后冷战时代却在“9·11”事件之后给国际社会呈现出最坏的场景。
“9·11”事件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但是对于专家学者而言，却并非不可预测。惨剧发生两天后，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正确主张的那样，恐怖袭击并非懦夫针对“文明”和“自由”的攻击，而是针对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所作所为而发起的，有着严密因果链条的绝命反击。
所以早在“9·11”事件数年前就已经有学者预言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本土的极端恐怖事件。进入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频繁发生以反美为主旨的恐怖袭击事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其招致全球范围内反美氛围渐趋强烈的主要原因。
例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在整个1990年代，“针对美利坚帝国的反弹”呈扩大化的趋势。“反弹”（blowback）一词最初是指秘密情报人员在国外传播的谣言逆流到本国，并且产生意外后果的现象，后来其语意泛化，成为在国际关系中频繁使用的表述。
约翰逊指出，美国的民用飞机、大使馆等遭到爆炸袭击是出自某些人对美军空袭的反击措施，因此“在被一部分人定义为恐怖主义的同时，这些恐怖分子却成为另一部分人眼里的自由斗士。即使美国政府谴责恐怖主义攻击无辜的市民，但在这另一部分人看来，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采取帝国主义行动而遭到的报复行为”。恐怖主义者们之所以选择毫无防备的美国市民下手，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攻击在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美军舰队以及驾驶高性能轰炸机的美国士兵。
另外，尼古拉斯·盖耶特（Nicholas Guyatt）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1990年代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军事安全政策及其介入联合国的方式等，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对美国充满敌意、危险、广泛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的孤立地带”。盖耶特称，1971年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支撑西方国家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出现巨大的漏洞。197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秩序中既有的资金流动管制多数被撤销，此后数年，巨额资金游走于各国政府的管控范围之外，在全世界迅速流动。在这一波放宽管制的潮流中，尤以美国的金融资本独领风骚。它们积极向海外进行融资、投机并扩大对新事业的投资。不久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持续出现通胀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商机，民营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高利率融资日趋增多。
当然，这一全球性的泡沫危机很快以崩溃告终。1982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其肇始，其后多数国家因追求快速发展经济而陷入债务陷阱。美国政府对这些危机置若罔闻，并采用了“否定多数发展中国家破产的基本事实”的策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延长债务国的贷款期限，以此来确保其偿还能力，并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保债务国到债权国的现金流，同时IMF也可借此监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私有化和放宽管制相伴随的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市场，精英阶层逐渐掌握更多的财富，而最贫困阶层则愈加贫困，既有的官僚主义型国家体制开始崩溃。以美国和IMF为中心推进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让大银行和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市场中的获益主体，发展中国家的上层亦被纳入到既得利益的阵营内，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站在这一潮流的最前线，通过对外政策积极推进共识，并在智识领域强化其支配力度”。
经济领域的体制转型与重组带来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变动。1970年代诞生的撒切尔政权和后来的里根政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以及伊朗革命、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恰恰是上述经济变动在政治上的体现。考察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扩张这一大背景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贫富差距扩大，被歧视的贫困阶层不断增加的绝望感，以及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将该群体纳入互助网络的过程。1980年代，在市场主义成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与其相伴生的政治意识的分歧与分裂，向着区别于既往东西冷战对立结构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单靠“文明的冲突”就能解释的现象，它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冲突滋长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会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利用国际社会，但也可能会扼杀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机制。该国的总统常常无视获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支持的方案，比如《反地雷公约》以及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等，这些提案最初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到了关键时候美国总统却出尔反尔，拒绝在基于广泛共识的协定上签字。在海湾战争中最大限度利用了联合国之后，美国屡次置国际共识于不顾，当它自身需要国际社会的共识来谴责“无赖国家”时，就重视国际社会的作用，当不需要国际社会的时候却又公然拒绝来自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就是说，与“9·11”有着密切关联的“对美国的憎恶”，其实是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等各类矛盾扩大并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必然结果。但是，海湾战争之后的美国，将冷战时对苏联“邪恶帝国”的修辞带到了冷战后，将那些违反美国意志的国家称为“无赖国家”，并以军事力量对其加以封锁。该政策反过来让这些国家把美国塑造成共同敌人，助长了“面对美国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恐怖主义是唯一选项”的想法。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对实力不均衡的认知以及因缺少能改变现状的政治手段而导致的深度挫折感”。如果国际社会不努力找到应对挫折感的“排气口”，那么可能“会迫使更多的人采取更激进、更极端的手段”来应对这一状况。
问题是这一状况在今天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越发严峻。实际上在迈向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在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存在着非常大的认知差异。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2年秋对44个国家所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赞成动武的人在美国占比达到62%，反对的则只有2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国赞成的比例是33%，反对的比例是64%；在德国赞成的比例是26%，反对的比例是71%；在俄罗斯只有12%赞成，反对则达到79%。也就是说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反对动武的意见都大幅超过支持的一方。
之后，《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于2003年2月至3月的调查显示，74%的美国人支持“布什的战争”，而法国国家电视台的调查中则有87%的法国人反对攻打伊拉克，德国《明星》（ Der Stern ）周刊的调查中有84%的人认为伊拉克战争不具有正当性。认为攻击伊拉克是出于确保石油利权这一不纯动机的人，在美国占比仅为22%，而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占54%、75%和44%。
也就是说，在美国国内被视为“正义”的战争，在外部世界看来完全只是出于“利己主义”而已。截至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伴随着美国总统多次带有好战性质演说出现的是国际社会日益膨胀的反美主义。美国积半个世纪之功树立起来的国际威望急剧下降。
在上述2002年秋天展开的皮尤调查中，有一个关于是否“喜欢”美国的设问。相较于两年前，回答“喜欢”美国的比例在德国从78%降至61%，土耳其从52%降至30%，日本也从77%降至72%，韩国从58%降至53%。虽然降幅不一，但整体的下降趋势一目了然。回答“非常喜欢”美国的人在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德国等国几乎没有，在埃及，回答“喜欢”的只有6%。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如此不受待见尚属首次。
例如，2002年至2003年间，驻韩美军致使女中学生死亡事件
持续发酵，韩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军一系列犯罪事件招致了韩国国民的愤怒，布什对朝鲜的敌对性发言给南北和解泼了冷水，该行为也让韩国政府和民众颇为不满。另外，盐湖城冬奥会上，韩国速滑选手因被判犯规而导致金牌被拱手让给美国选手，加上新一代战斗机引进计划所带来的疑虑等，都强化了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在大多数韩国民众的意识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并非保护韩国免遭北方（朝鲜）侵犯的守护者，反而给人的感觉是南北统一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