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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猫头鹰”讲起。二〇一七年继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村上出了一本对谈集《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书中谈他自己喜欢“宅”在家里一门心思写小说，极少外出东张西望游花逛景，每天早起早睡，夜生活几乎是零。接下去面对和他对谈的真正的美女作家川上未映子说了这样一番话：
若问我为什么能坚持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能写小说，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写好小说。小说写得好的人，客观看来为数不多，世界上。……在第一线专业写了差不多四十年，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卖出去，我想我这是有两下子的。所以很开心的，写东西。想到比我做得好的人不是那么多，做起来就很开心。例如做爱也不差，可是做爱比我做得好的人，世界上肯定比比皆是（笑），倒是不曾实际目睹……
如此看来——看得我多少有些脸红心跳——村上感到自信满满和欢欣鼓舞的活计至少有两样，一是写小说，二是做爱。写小说为什么能写得好呢？不外乎因为他有小说家资质。二〇一五年他在《作为职业的小说家》那本书中坦言：“有一点希望大家理解，我基本上是个‘极为普通的人’。不错，我是认为自己多少具有类似写小说资质那样的东西（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坚持写小说写这么久），但除此以外——自己说是不大好——我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人。走在街上也不显眼，在餐馆里一般都被领去糟糕的（ひどい）座位。假如不写小说，恐怕不会为任何人注意，极为理所当然地送走理所当然的人生（ごく当たり前に当たり前の人生を送っていたはずだ）。”是啊，小说的确写得好，写得这么好的人即使全世界范围也“为数不多”，至少写得自己从一个被餐馆领座女孩领到糟糕座位的“极为普通的人”变成了无数女孩都争相点赞“かわいい”（可爱）的大作家。
至于“做爱也不差”如何不差，毕竟不好直言不讳，何况面对的是年轻貌美的异性同行。但在小说里村上就没必要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了，只管通过主人公做得淋漓酣畅——这本小说就是《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就此而言，不妨说一部可能既“写得好”又“做爱也不差”的小说。稳妥地说来，是一部受困于妻子与情人之间的爱情的小说。
村上十几部长篇小说里边，真正以爱情为主线的，我认为只有两部：《挪威的森林》和《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而且，两部都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两名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一种感情上的三角关系。不同的是，《挪威的森林》是主人公“我”、渡边君在三十七岁时对那段青春往事的回忆：直子、绿子，选谁？爱谁？而《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则是主人公“我”、初君在三十七岁成为中年男人时的现实困惑：妻子、情人，爱谁？选谁？前者，用村上自己的话说，足以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后者，足以让不少中年男人由衷生发唏嘘和怅惘。爱与性、灵与肉、生与死、责任与义务、忠诚与背叛、冲动与内省……在这里催生一阵又一阵风雨，卷起一个又一个漩涡。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初君是独生子，岛本也是独生子，小学同桌，放学一起走路回家。岛本是个漂亮女生，“表情里有一种撩拨人心的东西”，眸子深处一闪一灭的光亮令人“想起在细细长长的房间尽头摇曳不定的小小烛光”。尤其留在初君记忆里的，是十二岁时岛本握“我”的手握了十秒钟，书中这样写道：
那是一个十二岁少女温暖的普通的小手，但那五根手指和手心中满满地装着当时的我想知晓的一切和必须知晓的一切，就像样品盒一样。她通过手拉手向我传达了这一点，告知我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那样的场所……（那里）具体有什么无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感觉得出它就在那里，我总有一天会到达那里，这让我透不过气，让我胸口悸颤。
那么，“那样的场所”到底有什么呢？故事的推进让我们明白，那里有专门“ 为我而存在的东西 ”，有“专门为我准备的什么”。这不妨视为小说主人公以至作者村上的婚恋对象标准。而存在那样的东西的场所，大约就是“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初君第一个女朋友是高中同学泉（いずみ）。泉，这位日本共产党党员的女儿，长相“不算怎么漂亮”，但“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毫不矫饰的温情”。而两人的关系之所以没能持续下去，直接原因，是初君和泉的表姐大动干戈。根本性原因，“在于我始终未能从泉身上发现为我而存在的东西”，“她缺乏决定性的什么”。
大学毕业后工作四五年时间里，初君结交了几个女朋友，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她们身上发现为我准备的什么”。三十岁那年初君认识了一个叫有纪子的女孩，交往三个月就向她求婚了，因为“我”从她未必多么漂亮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为我准备的东西”，“和她在一起，我得以深深感受到十多年来自己连续失却的东西的分量”。实际上婚后七年两人也和和睦睦，有了两个女儿，自己开的酒吧红红火火，甚至有了别墅，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雅痞”生活。
就在这时岛本出现了。用岛本的话说，十二岁时天各一方，三十七岁时不期而遇。初君的婚姻生活因此出现危机。初君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酒吧里和岛本相会，和岛本听音乐会，陪岛本飞去石川县一条河的岸边……最后在别墅里一起度过了荡神销魂的一晚，并且下决心不惜抛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和岛本远走高飞。
幸也罢不幸也罢，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岛本消失了，“我旁边的枕头依照她的头形微微凹陷。哪里都不见她的身影”。这么着，初君最终回到老婆孩子身边。小说结尾两句写得很妙：“黑暗中我想到落于海面的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无声无息地、不为任何人知晓地降落的雨。雨安安静静地叩击海面，鱼们甚至都浑然不觉。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大海，直到有人走来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
而写到这里的作为译者的我一直在想的则不是大海——或许因为没人走来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我一直在想的是：主人公初君最为看重的专门为自己准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前面说不妨视之为小说主人公以至作者村上的婚恋对象标准，但此刻觉得似乎不止于此，此外应该还有“什么”。而那个“什么”究竟是什么呢？
性？性爱对象？而这根本不成其为小说，不成其为文学作品，却又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点。例如初君在泉的表姐身上感觉到的，无疑是一种性吸引力——“即使她四十二岁有三个小孩且屁股生两条尾巴，我想我也不至于介意，其吸引力便是大到这个地步。”以至单独相见的当天下午就睡上了。往下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况且，作为叙事顺序，相邻的前页有一段关于“吸引力”的解释或定义：
回首迄今为止的人生，除去极少数例外，我不曾有过被一般意义上的靓女所强烈吸引的体验。……阅历中几乎不曾对美貌女演员和模特一见倾心。原因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几岁时——现实与梦境的界线极其模糊且“憧憬”这一情思淋漓尽致地施展威力的时期——我也不曾仅仅因为美貌而对美貌姑娘想入非非。
能强烈吸引我的，不是可以量化、可以一般化的外在美，而是潜在的绝对的什么。一如某一类人暗自庆幸大雨地震全面停电，我则喜好异性对我发出的来势汹涌而又不动声色的什么。这里姑且将那个什么称为“吸引力”好了——不容分说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引人吞噬人的力。
差不多刚这么说完，“我”就和泉的表姐干得昏天黑地，甚至吃喝都省略了。然而双方都没有确认恋人关系的念头。也就是说并不相爱，“对这女子一无所知，也没感觉出爱情”。如此看来，泉的表姐之于“我”的吸引力只能是性，即性吸引力。那么泉就没有性吸引力不成？不可能没有。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泉经不住“我”的死缠活磨，只好脱光衣服，“我”抱她一丝不挂的裸体，“很想进去，想得险些疯了”。而另一方面——前面也说了——“我始终未能从泉身上发现 为我而存在的东西 。我可以列举出她许多优点，优点一览表比其缺点一览表长得多。然而她缺乏决定性的什么。如果我能从她身上找出那个 什么 ，我恐怕早就同她睡了，绝对忍耐不了。”
矛盾看出来了吧？对于“我”（初君），尽管程度约略有别，但两位女生都有令其忍无可忍的性吸引力，而与此同时，两人身上都不具有“为我而存在的东西”——“我”对泉的表姐甚至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和泉的表姐干得“热火朝天”，而和泉之间，“我”却把未能最后“进去”归因于“未能从泉身上发现为我而存在的什么”——这一解释说得通吗？只能说那个“什么”、那个“吸引力”愈发莫名其妙了。
如果“我”能从书中走出，也许辩解说小说就是要莫名其妙，莫名其妙才好玩儿，一目瞭然有何意味可言！抑或解释说那个“什么”、那个专门“为我准备”、“为我存在”的东西有两个方面，一是性方面的，一是心灵或精神方面的。这一来，却又出现另一个矛盾。前面也提及了，妻子有纪子和情人岛本身上都存在“我”所追求的这种东西，然而“我”还是要抛弃妻子和岛本在一起。听，“我”口口声声向岛本表白：“我是爱你的，确实爱你……我确确实实爱你，我无法忍耐没有你的生活，再不希望去任何地方。”并且解释为什么如此爱她：“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自己缺少什么，我这个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么，失却了什么。缺的部分如饥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补不了，能填补的这世上只你一人。”
按理，自己身上所缺少的“什么”，本应由对方身上专门为自己准备或存在的东西来填补，那个东西——恕我重复——妻也好岛本都不缺少，而“我”却说能填补的这世上只有岛本一个人。在岛本消失后，“我”又对妻子有纪子说“我是爱你的”，强调不想同妻子分手，“就这么和你分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再不想孤独。再孤独，还不如死了好”。喏，对岛本说完“我是爱你的”，又转身对妻子说“我是爱你的”——不禁让人想问：什么是爱呢？爱的是什么呢？之于“我”，爱理应是对方身上存在的能够填补自己心中空洞的宝贵的东西，而这，两人无不存在，惟其如此，“我”才对两人讲同样的话。问题是，“我是爱你的”这同样的话是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同时对两位女性讲的吗？往好里说，迷失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往实里说，用情不专，自私自利。作为小说或从艺术逻辑角度而言，这样的情节设计显然缺乏自洽性、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实际上日本也有人提出批评：相比于此前创作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表现出“文学性退步”。村上本人则在为收入《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写的创作谈（“解题”）中写道：
我本身当然不认为《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属于“文学性退步”之作。我是在向《奇鸟行状录》那部超长篇小说攀登的途中作为间奏曲写这部作品的，由此得以一一确认自己的心之居所，在此基础上我才得以继续向《奇鸟行状录》顶峰攀登。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在我的人生当中（请允许说得玄乎一点，即我的文学人生当中）自有其价值、有其固有意味。
至于“文学性退步”这一针对性评语是否合适另当别论，但泛泛而言，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哪怕小说写得再好，也总有不够好的地方，村上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如《且听风吟》开篇第一句所说：“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何况文章数量如此庞大的文学系列作品！换个说法，任何人都有局限性，无论多么才华横溢、多么苦心孤诣、多么坚韧不拔，也不可能永远五彩缤纷、永远一骑绝尘，更不可能尽善尽美。自不待言，在当下网络时代能拥有如此之多的纸质文本读者这点上，村上已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但神话也有不足，也有局限性。
村上、村上文学的不足或局限性表现在哪里呢？日本方面，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坚定认为村上的作品未能“超越对于年轻人的生活风尚的影响，无法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以对日本现状与未来的表现引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兴趣”。（转引自杰伊·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著名文艺评论家、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黑古一夫也始终对村上文学持批评态度。二〇一四年他在比较《1Q84》和莫言的《蛙》之后这样说道：“文学批评本来内在的‘批评性’（文明批评、社会批评）如通奏低音一般奏鸣于莫言的《蛙》中，而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却完全感受不到至关重要的‘批评性’。”“正因如此，村上春树才无缘于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估计也只能一直停留在‘有力候补’的位置）。而莫言则理所当然获此殊荣。”（黑古一夫《何为文学表现中的“介入”——村上春树〈1Q84〉与莫言〈蛙〉的区别》，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年第3期）东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应该说是一部村上文学批评专著。书中认为本应肩负向星野君这代年轻人讲述二战的中田君，其本身却失去了战争记忆。这就是说，作者通过中田君这个人物设计，使得“战争”与战后日本的整个历史沦为“空壳”（からっぽ）。“我从中感觉出了《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潜在的历史否认、历史否定和记忆断裂这一特殊恶意——将导致中田君丧失战争记忆而沦为‘空壳’的责任转嫁给了冈持节子老师这位性欲亢进的女性。”（《村上春樹-『海辺のカフカ』を精読する》）从事比较文学和流行文化研究的明治学院教授四方犬彦则委婉地指出：“村上与以往的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不同，他并非作为代表日本文化的作家被海外翻译和消费的。……村上诚然是用日语写作的日本作家，但他所依据的文化感受性、所言及的音乐和电影或都市生活方式，乃是在当今全球化之中世界性流通和浮游的东西，具有不能归属于特定地域和民族的性格。”并且质疑：“如果为了在全球化状态中获得大众性人气而必须拥抱‘文化无味性’，我们果真是应该欢迎这种现象的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远近》杂志 2006年第12期）
哈佛大学教授、村上作品英译本主要译者杰伊·鲁宾也对《海边的卡夫卡》提出批评：“更令人失望的是小说未能回答第十六章那杰出的杀猫情节的结尾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而言，通过杀死另一个人参与到人类历史最丑陋的核心，即使他的杀人是为了制止别人继续杀戮，到底意味着什么？杀戮与战争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使他不再是原来的他？小说的前十五章百川归海般导向那场恐怖的血腥较量，但随后的三十三章却始终再未能达到那一探询的高度，而且精心编织的中田童年时代有关战时的章节也再未在以后的叙事中起到任何意义。”“他确实‘改变’了，但只不过改变了行事怪异的方式，却并未能加上对于社会中存在的暴力的批评深度。看来村上并未看出他在小说的前十六章中已然创造出了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文本，而且错失了使这部小说成为对人类处境的伟大评判的良机。”（杰伊·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
下面不妨顺便看一下除了杰伊·鲁宾以外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外人士对于村上文学的看法。在村上小说开始大面积走红的二〇〇五年——当时就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涉及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村上作品译者和评论家聚会东京，以“围绕春树的冒险”为主题就村上文学进行专门研讨。研讨发言内容，比之中国读者的看法以及中国主流评论的表达方式，颇有不同或新颖之处，让我粗线条概括如下。
美国人Roland Kelts认为村上作为最前沿的国际性小说家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打动年轻读者心灵的浪漫主义，二是冷峻（Cool）的知性——例如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能够把“现代都市的轻度倦怠以及消费主义”同“可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同时认为村上作品行进于当今世界动向的最前线，“意在通过文学将二元论式思维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俄罗斯人Ivan Sergeevich Logatchov指出：“村上春树经常触及的主人公的自我认同问题或者疏离社会造成的孤独问题，对时下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切近和要紧的。”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村上笔下同周围保持距离、冷峻而独特的主人公有可能引起了他们的心灵共振”。这位俄罗斯人还指出，村上的文学世界充满以美国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所谓“大众文化”（Pop Culture），情节扑朔迷离，富有虚幻和后现代色彩。而“这种近乎真正的侦探小说的可读性和仿佛爵士乐即兴演奏的创作风格，想必也是村上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韩国的金春美则主要着眼于村上对日本社会和历史的审视、批判姿态，认为“春树的文学虽然以对于消费文化的批判为基础，但其批判不表现为充满痛苦的呐喊，始终冷静如一。他的文学并不背对现实，而致力于探索当下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这点连同其失落感大约对韩国的年轻人是一个启示”。并且指出，“真诚逼视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行为的村上春树唤起了韩国人深切的共鸣”。她认为同历史与道德这一人类普遍课题发生“同时代性”共振的村上文学日后将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其他诸如，德国人Uwe K. Hohmann说“春树引诱你进入，而拒绝你出去”；挪威人Ika Kaminka说她翻译当中看到了由人微不足道的举动和感情构成的世界细腻的侧面；波兰人Anna Zielinska-Elliott说“村上春树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日本文学的看法”；捷克人Tomas Jurkovic说村上尽管是极富现代感的作家，而作品却让人感觉出“酷似古代神话的特质”；马来西亚的叶惠说读者读了村上的书，“即使孤独时大概也能找到自身的活法”。（参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远近》杂志2006年第12期）
好了，说回《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我想补充的是，书中有一个教训或者一个疑问：一个人活在世上，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是不是非要伤害、损毁别人又伤害、损毁自己不可？主人公“我”显然伤害了泉、损毁了泉的人生，泉三四十岁仍独身并且成了面无表情的人——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使我想起被一件不留地搬走了所有家具的房屋”——无疑和“我”的伤害即“我”瞒着她同她的表姐“大干特干”有关。对于十二岁握了自己手的岛本，上初中后“我”因为“总觉得她母亲的视线里有文章”而不再去找岛本，这又伤害了那么期待和“我”见面的岛本。至于二十多年后“我”瞒着妻子和岛本交往对于妻子的伤害更是不言而喻。正如主人公所说：“我无谓地伤害周围的人，同时又因此伤害自己。损毁别人，损毁自己。我不是想这样才这样的，而是不想这样也得这样。”几年后作者自己也似乎深有感触地说道：“人这东西，无论谁，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成长过程中也还是要分别伤害自己和被伤害，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参阅《考える人》（思考者）2010年夏季号］
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了，《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的主人公也意识到了。关于泉，主人公深感自责：“在损毁泉的同时，我也损毁了自己。……在终极本质上我这个人是可以作恶的。诚然我一次也没有动过对谁作恶的念头，然而动机和想法另当别论，总之我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变得自私变得残忍的。就连本应悉心呵护的对象我也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予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伤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妻子，主人公也意识到了并“检讨”自己：“我想我这人大概相当自私自利、不地道、无价值。”不但“检讨”，还表态说：“从明天开始好了，我想我们可以再一次从头做起。”
而我再一次想起的，是村上二〇〇一年八月应我的希求写给中国读者的公开信上的几句话：“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
无须说，“我”最后找到的岛本，也在多种意义上“受到致命的损毁”。好在笑容依旧，关于其笑容的比喻也足够别致，要不要一起欣赏一下？
△ 她一微笑，仿佛全世界都在微笑。
△ 她嘴唇上漾出淡淡的笑意，犹如无风的日子里静静升起的一小缕烟。
△ （脸上）浮现出仿佛将所有感情吞噬一尽的迷人微笑。
△ 她脸上浮现出以往那种淡淡的微笑，笑得仿佛什么地方吹来的轻柔的风。
△ 岛本也笑了，那是雨后最初的阳光从悄然裂开的云隙中泻下般的微笑。
毕竟是译作、译序，所以最后照例还是要照例说几句翻译。回想起来，我于一九九九年秋季从广州任教十七年的暨南大学来到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时称青岛海洋大学），二〇〇一年春季开始翻译这本不厚的长篇小说。即使在我原本孤独的人生中，那也是一段格外孤独的岁月。我分明伤害了别人，别人也可能多少伤害了我。自责、内疚，懊悔，郁闷、庆幸、不平……种种情感和思绪如一群野蜂加一群蜜蜂在脑海、在心头“嗡嗡”旋转不休。黄昏时分，或走到海边茫然注视无边的大海，或爬上后山怅然眺望苍茫的远方，或在空荡荡的小套间里徒然徘徊不已。给我以慰藉的只有上课和翻译，白天黑板涂鸦，夜晚纸上涂鸦，不到一个月就译完最后一行，三月二十五日将译稿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时任责编的沈维藩氏。二〇〇七年四月重校和重写译序，此次是第三次。至于是不是有第四次，不敢想那么多了，毕竟我已不再年轻。是的，读者永远年轻，文字也可能永远年轻，但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只能曾经年轻……
二〇二三年三月五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迎春初绽腊梅犹香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继荣休的沈维藩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姚东敏副编审和我联系，希望重校之余重写译序。十五年前的译序，侧重依据自己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提供原作的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此次写的新序，则主要谈自己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倾向于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语言之美。欢迎读者朋友继续来信交流。亦请方家，有以教之。来信请寄：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离退休工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