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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又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涂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芝士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三遍，我用刀把面包切成两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十五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俨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起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话筒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将面包一切为二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陲。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的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饭吃了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是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下午。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上午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三十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下午二时三十分。
“要很长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准，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酒店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四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三十一岁的女人不可以戴红塑料帽的理由倒是哪里都没有。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六十三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酒店咖啡屋里很可能有五十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当然，并不是说我没有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一分钟通常四十七次，高烧三十八度五时也不过七十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上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来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定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圆点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圆点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一条藏青色带奶油色小小圆点领带，还是两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四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圆点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圆点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防虫剂，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俨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总之，我的圆点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出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正式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晚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圆点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又检查了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圆点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三季可穿的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六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四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起身在房间里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上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上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地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戴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四点尚有十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服务员点了杯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亨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三分钟。
女子白外衣黄色丝质衬衫，头上一顶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色胸针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圆点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上，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会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就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服务员，点了巴黎水，男服务员说没有，汤力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汤力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女子有点舍不得似的从中拈出一枚名片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口袋后，才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熏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熏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熏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加纳马耳他
马耳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服务员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汤力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托盘的女服务员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坏签硬塞给别人似的把账单往订单夹里一塞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耳他对我说。我依然呆呆地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 由我 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无意义的腔调的附和像《格列佛游记》里那个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徒然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的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微微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耳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耳他说，“真名叫加纳。马耳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耳他岛。冈田先生可去过马耳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耳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耳他岛的知识，仅限于赫伯·亚伯特（Herb Albert）演奏的《马耳他的旋律》（ The Maltese Melody ）。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耳他待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耳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耳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耳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耳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脚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就喝过那水，基恩·理查兹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一九七六年喝到一九七九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入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耳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我试着问。
加纳马耳他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会计师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着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地，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觉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新的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代一下。”
加纳马耳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耳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进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粉彩色套装，戴一顶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我看了一会儿把照片还给加纳马耳他。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耳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外套口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耳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备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也必须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 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 。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一介绍。说来话长，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自不待言。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 玷污 了，尽管是暂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的沉默。加纳马耳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耳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啰？”
“当然。”加纳马耳他面无表情地说，“准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以强奸罪被逮捕，我也是不以为意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那样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耳他说，“是为猫而接受绵谷先生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能够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 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 ？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耳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的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耳他并不回答，她将几乎没碰的汤力水又往一旁推了十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耳他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还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您在家附近怎么找猫都找不到，是吧？”
我拿起杯子，啜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着伞在人行天桥上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到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耳他对手相似乎毫无兴致。她直剌剌地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地埋怨负心的情人。女服务员走来，做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耳他在桌上默默对手心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耳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五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直盯盯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昵，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被她触碰后，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容器。稍顷，加纳马耳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耳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耳他沉思似的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微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耳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地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意。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耳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站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耳他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圆点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