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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给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开炮吵醒了，看见阳光已从窗外进来，于是就起了床。我踱到窗边望出去。花园里的沙砾小径是潮湿的，草上也有露水。炮队开炮两次，每开一次，窗户震动，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了一下。炮虽然看不见，但一听就知道是在我们上头开。炮队挨得这样近，相当讨厌，幸亏炮的口径并不太大。我望着外边花园时，听得见一部卡车在路上的开动声。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便向汽车间走。
有十部车子并排停在长长的车棚下。都是些上重下轻、车头短的救护车，漆成灰色，构造得像搬场卡车。机师们在场子里修理一部车子。还有三部车子则留在山峰间的包扎站。
“敌人向那炮队开过炮吗？”我问一位机师。
“没开过，中尉先生。有那座小山的掩护。”
“这里情形怎么样？”
“不太坏。这部车子不行，旁的都开得动。”他停住工作笑一笑。“你是休假才回来吧？”
“是的。”
他在罩衫上揩揩手，露齿而笑。“玩得好吗？”其余的机师都露齿而笑。
“好，”我说。“这车子怎么啦？”
“坏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出毛病。”
“现在是什么毛病呢？”
“得换钢环。”
我由他们继续修理这部好不难看的空车，现在车子的引擎敞开着，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我走到车棚底下，给每一部车子检查一下。车子相当干净，有几部刚刚洗过，其余的积满了尘埃。我细心看看车胎，看看有没有裂痕或是给石头划破的。一切情况相当满意。我人在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伤病员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根据伤病员的病历卡，运送入医院，这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配零件有什么困难没有？”我问那机械中士。
“没有困难，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回到屋子里，又上饭堂去喝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甜甜的，因为冲着炼乳。窗外是一个可爱的春天早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这天天气一定会很热。这天我上山峰间去看看车站，回镇时已经很晚。
一切都很好，我人不在这儿，仿佛情形反而好一点。总攻击又要开始了，我听人家说。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叫我负责进攻时期的各救护车站。进攻部队将由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救护车的车站得尽量挨近河边，同时又要有天然的保障。车站地点当然是由步兵选定的，不过实际筹划执行，还得依靠我们。这样一来，我居然也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
我满身尘埃污秽，就上我房间去洗刷一下。雷那蒂坐在床上看《雨果氏英语语法》
。他穿戴好了，脚穿黑靴，头发亮光光的。
“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莱小姐吧。”
“不去。”
“要去。你得帮我给她一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弄一弄干净。”
“洗一洗就行，用不着换衣服。”
我洗一洗，梳梳头，就跟他走。
“等一等，”雷那蒂说。“还是先喝一点才去吧。”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是格拉巴。
”
“好吧。”
他倒了两杯酒，我们伸出了食指碰碰杯。酒性好凶。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格拉巴，雷那蒂放好酒瓶，我们这才下楼。上街穿镇而走，本来是很热的，幸亏太阳开始下山，走来倒很愉快。英国医院设在一座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在花园里。另外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望得见她们的白制服，于是朝她们走去。雷那蒂行了礼。我也行了礼，不过不像他那样过于殷勤。
“你好，”巴克莱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噢，不是。”
雷那蒂在跟另外一位护士说话。他们在笑。
“你真怪，怎么进了意大利军队。”
“也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救护车队罢了。”
“不过还是很怪。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每件事都有解释的。”
“噢，没有解释？我的教养却告诉我是应该有解释的。”
“那倒是怪舒服的。”
“我们非这么顶嘴不行吗？”
“可以不必，”我说。
“这样可松一口气。不是吗？”
“你那根东西是什么？”我问。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高。她身上穿的好像是护士制服，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我认为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条，外边包了皮，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玩的马鞭。
“这根东西的主人去年阵亡了。”
“非常抱歉，问得太冒昧了。”
“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他本来要和我结婚，但他在索姆战役
中牺牲了。”
“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
“你也在场吗？”
“不。”
“我也听人家说过，”她说。“这里可没有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东西送来给我。是他母亲送来的。人家把他的东西送回家去。”
“你们俩订了婚多久？”
“八年。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当时我不结婚真傻。我本来迟早要给他的。不过当时我想，给他对于他反而不好。”
“原来如此。”
“你爱过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看看她。
“你的头发长得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很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一刀剪掉。”
“那何苦呢。”
“我当时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于那事情本来无所谓，他要，我都可以给。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什么都可以给他。这一切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他当时要去为国作战，而我又不明白这些道理。”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我以为给了他反而会害他。我以为给了他以后他会熬不住，后来他一死，什么都完了。”
“我不知道。”
“唉，完了，”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望望雷那蒂，他和那护士在谈话。
“她叫什么？”
“弗格逊。海伦·弗格逊。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
“是的。他人很好。”
“那好极了。这么挨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我们是挨近前线的吧？”
“相当近了。”
“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她说。“但是风景很美。他们不是要发动总攻击吗？”
“是的。”
“那么我们就有事做了。现在没有工作。”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从一九一五年年底起。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想象有一天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是个刀伤，头上包着绷带。或是肩头中了枪。总是个有趣的场面。”
“这里倒是个有趣的前线，”我说。
“你说得对，”她说。“人家还不晓得法国是什么样子呢。一晓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军刀砍伤。人家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也不响。
“照你想，这战争永远打不完吗？”
“不会的。”
“有什么可以叫它停止呢？”
“总有个地方会撑不住的。”
“我们撑不住。我们在法国就撑不住。像索姆这样搞几次，就非垮不可。”
“这里不会垮的。”
“你这样想吗？”
“是的。他们今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垮的，”她说。“什么人都可能垮的。”
“德国人还不是一样。”
“不，”她说。“我可不这样想。”
我们向雷那蒂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去。
“你爱意大利吗？”雷那蒂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
“相当爱。”
“不懂，”雷那蒂摇摇头。
我把“相当爱”译成意大利话。他还是摇头。
“这不行。你爱英格兰吗？”
“不怎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那蒂茫然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爱苏格兰甚于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话说。
“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啊。”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弗格逊小姐听。
“还不好算，”弗格逊小姐说。
“真的？”
“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莱小姐？”
“噢，这就不同了。你可别这样咬文嚼字。”
隔了一会儿，我们说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途中，雷那蒂说：“巴克莱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这是很清楚的。那位苏格兰小姑娘可也很不错。”
“很不错，”我说。其实连她的人长得怎么样我都没有留心。“你喜欢她吗？”
“不，”雷那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