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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需要有怀疑精神，也就是不能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既不能移送过来什么，就照捕照诉照判。也不能因为之前捕过诉过判过，现在就可以一样办理。
即使之前就是这么办的，即使已经有一定的权威性的案例了，也还是要问一下，这个案件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与以往的判例完全一样？有没有什么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否影响实质性的判断？
同时还要问一下，法律依据到底有没有问题？其本质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自己理解，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过去。我们要思考一下，当初的案例用得对吗？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一样吗？是不是要进行新的理解与适用？
也就是要有批判性思维，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证据、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
这样做是比较麻烦，因为每个案件都要重新思考一番，而不能简单地进行模式化处理，这样必然比较费力。
这样做也会比较困难，因为你的独立判断和思考，可能得出与以往先例不同的结论，这个结论一定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挑战性的意味。
原来都是那样办，也都没问题。凭什么你过来改规矩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种质疑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为司法判断本身就有相当大的主观性。
你的观点如果与很多人不一样，怎么才能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也许你的观点还没有得到时间充分的检验，就被那些带有惯性思维的人给推翻了。
这也是为什么改变司法理念特别难的原因，这是不断尝试、不断被否定、不断再尝试……而逐渐被接纳的过程。
我们可以直观看到的，是一种司法理念似乎因为某些案件，某些标志性的规范性文件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其实这个转变在此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在一种新的司法理念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在这个不适应的环境下的生长才是极其艰难的，甚至理想的火种随时会被吹灭。
在被吹灭的时候，甚至都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因为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气候嘛。
比如，你记得几个反杀案？你还记得这些案件之前的那些正当防卫认定不成功的案件吗？有些甚至经过努力也成功将故意犯罪认定为防卫过当了。这些案件可能是零星的、很多年前的案件，根本没有影响。
但它们都是激活沉睡条款的星星之火。
这些案件虽然没有在社会上留下多大的影响。但是当时在特定地域的司法界还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
这些现在看来好像是理念坚持得还不够彻底的案件，其实在当时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与此前的司法认定相比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为了实现这个变化，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一定要充分地收集证据，尤其是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这个动作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还要给予充分的分析，给出足够说服方方面面的理由，才可能被接受和采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司法理念的进步了。
司法理念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于过去的怀疑，是为了更好地结合现实，因为司法一定是当下的理念和现实结合的产物，它必须与当下的时代紧密结合。不迷信先例，是为了尊重现实，是以动态的眼光考虑司法理念的转变问题。
对司法同行移转的或者本院其他部门移转的案件有疑，是对案件真正负责。
我们必须通过亲历性的审查，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才能让自己放心。
这是因为对案件的审查判断具有主观的一面，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
既然具有主观性，不管是谁，也不管水平多高，都可能存在误判的风险，甚至也存在因为偏见而作出不恰当的处断的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不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把控的。
多一个人把关，就能减少一部分司法风险，让一些案件中的硬伤和瑕疵更加有可能被及时发现。
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阅卷，还可能需要独立地调取一些证据，以及对在卷证据的一些核验，从而增加判断的依据，使自己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由于认知视角和职责不同，还可能存在一些思考盲区。
侦查人员因为不需要出庭指控犯罪，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辩护人在法庭上的质疑，因此他们就不太知道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是啥样，需要注意哪些证据点。
因此侦查人员对有些证据调取的可能没有那么上心，因为他们无法深入地理解这些证据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压力不对称带来的认知差异。对此，我们只能通过批判性的思维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系统整理。
我们不能照单全收上一个环节移交过来的证据，因为法院也不会对我们指控的证据照单全收。
这也是一种传导性的压力。
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庭审实质化压力不断传导的结果，也是法治需求不断提高的结果。
没有这个批判性思维，司法的理念就会裹足不前，司法的质量也会失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