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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上峰的指令常常是往构上论，虽然也有往重上论、往轻上论、往不构上论等情况。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案件很复杂，甚至有一定争议，但一定是比较重要敏感，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指示。
如果没有争议，也就没有论的必要；如果不够重要敏感，也就没有指示的必要。
但缘何作出这样的指示？是从案件事实和证据出发，还是从其他需要出发？
如果不是从证据出发，又如何知道案件构与不构？
如果案件本来就构，也就无须交代。如果案件本来就不构，这种往构上论，岂不成了牵强附会？
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在证据事实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法律认定上存在相当的困难，否则指令就变得毫无意义。
这似乎有先天的悖论，那就是有一个先验的声音在发号施令，这些发令者似乎不必看卷、不直接进行司法审查就可以得出司法预判，从而引导司法的走向。
如果发令的司法官和当事人有足够沟通，也算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亲自审查了案件，他对证据事实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可以构，只不过这个构确实需要论据支撑，需要证据分析佐证，由于工作量的原因，他可以安排助理帮助辅助论证。
此时的论证虽然还没有成型，但这个结论毕竟是他立足于亲历性的司法审查形成的，因此也可以算是负责任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审查，就逼着助理往构上论，最终就有可能将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论成有罪。但根据司法责任制原则，他仍然需要对自己没有认真思考的结论承担责任。这个归责可能也会倒逼自己极其小心地作出判断，否则就是给自己挖坑。
但如果要求往构上论的人，不用对司法结果承担责任，就缺少强迫他进行亲历性审查的机制。他可以认真，也可以不认真，反正他无须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他所要求的往构上论的审慎性？
在这种要求下，如果司法官过于唯命是从，让往哪论就往哪论，就容易违背证据事实，也违背自己内心真实的判断。不仅使案件最终判断有误，而且自己也要咽下最终的苦果。
人家要求你往构上论，是要求你依法论，是要求你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没有人让你违法论、强论、硬论。如果你以为迎合就会让别人满意，那最终只会葬送自己的职业前途。
因为你要对论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别人负责。
这就提醒和要求我们，不管要求往构上论的人情绪多么强烈，语气多么循循善诱，我们都必须绷紧“依法办”这根弦。这根弦是职业的安全线。
不管谁说出什么理由，你还是能构就构，构不了拉倒，自己都不信服的结论不要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话不要说。
因为需要负责的人是你自己。
每个司法官既是案件的第一责任人，也是自己司法职业的第一责任人。
往构上论也包含了一种有罪推定和重刑主义的惯性思维。遇到事情，总是认为通过定罪处刑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希望快刀斩乱麻，即使斩得不一定准确也在所不惜。
但公众的观念已经在改变，与打击重判相比，公众更希望知道真正的问题所在，看到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些处理并不一定都是刑事手段。
如果动用刑事手段，也要让人心服口服，不仅需要实体的正义，也需要公开透明的程序正义，不仅要结果，也要过程。
这需要司法机关保持更多的平常心，有案子认真办就行了，而不是没有证据的也硬办乱办，更不是出了事抓个人就行了。还要看是不是他干的，他到底有多大的责任，除了他的责任，还有没有社会责任。
司法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能够保证公正，让正义不仅被看见而且被看清楚？
这需要我们保持追寻正义的定力，强调审慎和客观，而不是鲁莽和随意，这也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正义追求。
这种正义追求无须刻意的迎合，它只是需要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
可以把案件事实本身和处理方法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呈现出来，只要是真相，无须担心公众不能接受和理解。
无须为了塑造结论而塑造真相，公正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好的司法一定是不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