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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不是冰冷的逻辑，关键在于司法，也就是如何适用法律。
法律从文本意义上来说可能就是一套逻辑体系，或者说是规则体系。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指的就是光有一套法律的逻辑体系是没有用的，还必须应用于实践。将法律应用于实践就是司法的本质功能。但是如何应用，才是最需要关心的问题。
近几年来，人们反对的机械执法就是对法律的机械性应用。这种机械性应用就是只关注法律规则的字面意思，忽视了整体意思和实质内涵。仅仅从字面意义来理解法律、执行法律的行为，就是让法律变得冰冷的根源。
法律的确是一套逻辑体系，但它本身并不冰冷。
法律作为通过自然语言表达的规则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滞后性、不全面性和模糊性。
社会发展了，但是法律改不了那么快，是为滞后性；人总有想不到的地方，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考虑到，是为不全面性；自然语言不是数学语言，难免不够精准，是为模糊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法律的规则不是约束自然规律，而是约束人的行为。人不是物体，他有自身的不确定反应，每个人性格、经历、道德水平都存在很大的差别。
同样的法律，给每个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情境下人们的反应也不一样。也就是法律之于人，与生产规则之于产品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产品可以标准化，人无法标准化，人的行为更无法标准化。
产品的生产规则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随着工业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
当然，如果生产规则出了问题，那么产品也会批量地出问题。但是人不一样，法律规则不会直接引发人们的行为反应。
比如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可能有一些人关注到了，但是他们也不太会马上将其纳入自己的行为规范，还有更多的人并未关注，甚至不知道，人们更多是通过遇到的事来做出反应。
这个事就是案件。不一定是自己摊上的事，可能是身边人，也可能是社会上的其他人遇到的事。
这个事的解决自然就需要司法机关出场。比如正当防卫，很多人都知道有正当防卫这个概念。问题是，他们不太敢把“正当防卫”当回事，比如别人打你了，你可以反抗，反抗是无罪的，但他们并不十分确定，因为他们不敢笃定地相信司法机关会这么认定。
因为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才是最重要的。
而现实指的就是司法机关具体运用法律的方式，在实际案例中运用的法律才是活的法律，才是真的法律，才是现实当中直接影响人的命运的法律。
但法律的运用好像不是那么讲理，比如涉及正当防卫的时候，过于苛责限度、时机、必要性这些条件，很多看起来有防卫性质的案件，最后都没有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法律中有正当防卫，现实中认定不了，那这个正当防卫也就相当于空中楼阁。
要求限度、时机、必要性这些专业的条件限制，似乎也是在讲法律规则的严谨性，在追求教科书般完美的正当防卫模式，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样再冰冷不过。
这就像前些年的气枪大妈案、外卖小哥办假证案等，都是在讲法律逻辑和法律规则，但却忽视了法律规则的现实语境。
你小时候用气枪打过气球吗？现在为什么非要将之认定为犯罪？是因为所谓的“比动能”标准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归罪就是用标准化的、机械化的眼光来理解人和人的行为，它忽视了语境和历史。刑法的本质是要惩罚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然后给这些千差万别的行为归类，并给其中的一部分设定罪名。
有些行为即使有危害性，但是因为没有归类描述，也就不能当作犯罪处理，因为罪刑法定。为什么要有罪刑法定原则？目的就是避免人们的随意性。设定罪名的权力必须由立法机关来行使，司法机关也不能类推适用。
有些虽然能够被归类，但是严重程度远远达不到刑罚惩罚的标准。有些形式上达到了，但实质上并未达到。但是有些人只看形式不看实质。形式标准往往显示的是数量、结果，这些是可以量化的标准，比较容易辨识和判断，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这就像产品的质量检测员，看两个参数就可以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产品。
但人的行为不能这样衡量，不能通过一两个参数就进行简单的判断。对人的行为的判断必须要回归到人的复杂性，也就是要综合地、实质地判断。这种判断方式必然会麻烦一些，但这种麻烦又是一种必须。逃避这种麻烦的判断方式就容易形成机械执法，让法律的逻辑显得冰冷。因为它只是抽取了法律规范中定量的规则，而忽视了那些非定量的规则——把案件当作数学问题了，那自然是冷冰冰的。
还有的时候，它只是强调法律要反对的一面，比如造成了损害的结果——把人打伤了，但它忽视了损害的原因——为什么要打，从而忽视了法律所鼓励和认可的一面，比如对自我权利的保护和见义勇为。
这个时候，法律就像一个苛责的家长，总是看到自己孩子不好的一面，对好的一面从来不提，也不问青红皂白，总是简单粗暴地对待孩子。这样的家长会给孩子能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就是此时法律和司法给人留下的印象，冰冷而专断。在这种背景得出的司法结论必然难以令人信服。
因为人心总有一杆秤。
这杆秤是数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伦理道德规范。它评价过兴亡得失，评价过人物功过。它是不断传承积淀下来的是非观、正义感。而且这些基本观念经过历史的淘洗和广泛的传播，具有相当强的共识性和稳定性。
一个案件办得是否公平，公众心里也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一旦显失公平、背离常识常情常理，人们都能够感受到。
因为常识常情常理是印刻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它来自教育、文化和传统，浑然不觉，但却深入骨髓。
所谓人性化的司法观，就是要关照这些印刻于每个人心中的常识常情常理，仔细体察犯罪背后的原因，了解当事人的不得已，存一份了解之同情。
也就是在关注定量入罪标准的同时，还要注意那些非定量的入罪标准，不能忽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些综合判断的出罪机制，以及正当防卫这样的正当化事由。
在判断出罪机制和正当化事由的时候，不能板着面孔，过于苛责，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应该从影响别人一生这样的分量去权衡司法标准。好的法律人一定不是只讲逻辑性，而不讲人性的。
人性可能是更大的逻辑性，是法律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律脱离了人性还如何让人信服？法律如果不被信服将形同虚设。
事实上，人们心中的那杆秤不仅在评价个案，也在评价整体。这杆秤也不是我们想起来了就参照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的。因为它也会对司法官和司法制度整体做出评判。作为司法官，我们要敬畏人们心中的这杆秤。
因为它是良法与善治的依归。
刘哲
2024年春于西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