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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有案件就放在司法官联席会议上讨论。有时甚至连倾向性意见也不拿，全靠大家拿，最终以多数意见作为自己的审查意见。
如果以后要承担责任，那就是这是司法官讨论的结果。
其实很多案件无法在司法官联席会议上得以认真的讨论，比如证据问题，因为证据需要亲历性的审查。如果其他人没有经过亲历性的审查，甚至连卷宗也没看过，那是很难有实质的讨论的。
又有几个人会在参与司法官联席会议之前，看别人案件的电子卷宗呢？顶多就是看看审查报告吧。
更多的人连审查报告也懒得看，只是带着耳朵听，随便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不知道这种大范围的讨论还有什么价值。
我对案件讨论一直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
案件中复杂性的问题，其实非常不适合大范围的讨论。
我的习惯是依靠自己思考，也可以跟阅卷后的助理商量一下，如果助理没有阅卷，商量也无意义。
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技术性的细节，可以与专业人员交换意见。对于一些比较疑难的法律问题，主要还是查阅文献资料，也可以与专家沟通。对于一些实务性的问题，可以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对于一些证据问题，一般很难与人讨论，因为讨论不清，更多的可能还是对一些规则、模式进行讨论。
因为证据问题难以穷尽细节，只要裁剪掉细节就会失真，如果将细节全部呈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要求对方也看卷。
顶多沟通一下这个事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几个证据，你看看构不构？
但是当我说“这个事是这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我对这件事倾向性的意见，我把它表述成什么样的案件，就说明我认为它是什么样的案件。
而且在罗列一些重要证据的时候，也意味着我必然舍弃大量看似不重要的证据，但这些看似不重要的证据并非真的不重要，只是被我取舍掉了。
我不但取舍掉了大量的证据，还取舍掉已经罗列的证据的大量细节，因为我会觉得它们过于冗长烦琐，主要是讨论的人也记不住这么多。
这个取舍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我的倾向性意见。
我认为重要的证据自然是能佐证我自己的判断逻辑的证据，其他不符合我逻辑的证据就都不要了。
这就导致从我所罗列的证据中，一般只能得出我得出的结论，这几乎就是一种诱导。
我不但描绘了案件的面貌，而且还限定了描绘案件面貌的基本材料。
这样一来，这个讨论的方向和结构就已经被限定了，我们讨论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难以形成不同看法。
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变成某种附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那为什么还是有人热衷于讨论？
因为讨论会带来一种安全机制，那就是集体决策。
案件只要经过讨论，就不是一个人决定的了，即使以后有风险，这个风险也有人来承担了。
这样就会撇开对案件承担责任的压力。也就是不需要对案件过于认真地审查，只要提交给讨论，自己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免责。
即使审查得并不认真，很多案件细节并没有看清，也没有人看得出来，因为参与讨论的人不会审查得那么细，甚至根本就没有审查，他们只是在承办人所提供的框架中进行决策。
即使听不懂也没关系，只要说同意承办人意见就可以了。
事实上，大多数承办人都会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绝大部分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的人，都会以“同意承办人意见”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虽然承办人想分散掉自己的责任，但参与讨论的人并不打算扛过来，因此他们会同意承办人的意见。也就是还是想把球踢回去：你自己的案子当然还是你自己办。
即使最终并无实际讨论过程和结果，但只要多数人同意承办人意见，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和审慎的过程，就好像很慎重了，至少要比司法官责任制下自己决定来得慎重。
但这样真的慎重吗？
在没有认真审查案件的情况下发表意见，能算是慎重的意见吗？
我的建议是，绝大部分案件还是要自己拿主意，要学会独立思考。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判断，要慎之又慎地对全案进行细致的审查，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进行这种亲历性的审查，除了自己之外，也不会有人对你的案件这么认真负责。
与其听取一些不认真的参考建议扰乱办案思路，不如认真反复审查案件。
对于一些确实比较疑难的问题，可以分门别类地找一些信得过的人，进行小范围的咨询。
而且咨询的时候尽量讨论案件的特定问题、细节问题，不要对案件整体进行讨论，因为没有人看得那么全面。
能对案件全面审查的，只有你这个办案组的人，如果助理或者书记员全程参与了提讯、询问证人、阅卷等工作，那最好进行一些深入的组内讨论，这非常类似于合议庭合议。
之所以合议庭可以合议，是因为他们全程参与了庭审，他们有讨论的认知基础。
没有参与审查的人不要参与案件的实质讨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参与全案审查的人，不具备参与讨论全案的认知条件。
案件讨论不是人越多越好，也不是越频繁越好，而是应该以能够参与实质讨论为前提，以有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为前提。
无意义的讨论，不进行也罢。不认真的讨论，多说无益。
案件不是讨论出来的，而是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