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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人的一生中有两个日子最为重要，一个是出生的那天，另一个是找到人生意义的那天。能早早找到人生意义的人是幸运的，而很多人穷极一生也只是遗憾逝去。对于我，那天来得刚刚好。
我的33岁生日过得十分沮丧。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处境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完美的简历、理想的工作、豪华的公寓、健康的财务状况和唾手可得的良好机遇，33岁时我拥有的一切也许令人羡慕。但事实上，当时的我不仅觉得人生坠入了谷底，还把此前所有的成功都归因于侥幸。
我的父母极好：一位了不起的英国父亲——勇敢、勤奋，而且非常幽默；一位深爱我们的中国母亲——大方、严谨，而且决意给我和哥哥一个优于她自己的成长环境。我们是质朴而有尊严的一家。我和哥哥不像学校里的一些孩子有昂贵的衣服，我们一家不过奢侈的假期，不去高档的餐厅吃饭，只有一辆车。可是我们相守相助，幸福快乐。相比父母拮据的童年，我的童年已经算得上是天堂了。我有一个温暖的家，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任何孩子都渴望的成长环境和充分发展的机会。
我延续了父母勤能补拙的人生态度。靠着不错的脑子和强大的决心，在18岁那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政经哲专业。在牛津求学那几年认识的一些人使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天才，而我只是刚够及格而已。事实上，辨识真正的天才并尽可能地学习他们的优点，才是我在那几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事。
从18岁到33岁，我相继受到了三位天才的指引。他们很热心，帮我的早期事业打下了基础。
得益于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度，我有一学期的时间当面请教布莱恩·哈里森爵士，他是政治学理论大师。每周去见这位著名学者时，我都害怕自己因功课没做好而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有几周确实如此，但哈里森一定也对我这个迷惘的孩子心存怜悯。尽管他的批评很严厉，可也总有办法同时鼓励和启发我。偶尔我会受到夸赞——我至今都还记得，因为对他说的话我句句在心。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学期里，我从哈里森身上学到的政治学、学术伦理、写作技巧和生活哲学，比其他任何老师的都多。
毕业后，我到伦敦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得到肖恩·奥卡拉汉的提携，他是负责公司重组业务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很了不起。肖恩是我在英国见过的最有商业头脑的人，他成绩斐然，洞悉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极强，言谈举止充满自信，每位见过他的首席执行官都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工作出类拔萃的同时，他也不吝于帮助他人，即便是对一窍不通的实习生也都一视同仁——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个菜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他的一个重大项目正到了关键阶段，但他仍花了一下午给我提供职业建议，他认为另一个管理培训生项目更适合我，并帮我转了过去。也许肖恩并不知道那天的帮助足以改变我的人生，也不知道他给了我们这些实习生多大鼓舞。但没有他的帮助，我不会获得特许会计师资格，不会成为毕马威的经理，而我在伦敦的职业生涯也无从谈起。
2004年搬到中国后，我去了贝彼德那里工作。他是银硃合伙人有限公司的总裁和联合创始人，也是他那一辈最杰出的英国商业领袖之一。彼德担任过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的私人秘书，他对商业机遇的敏感不输于他在外交工作中的精明。作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华的英国人，彼德在中英跨境合作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凭一己之力帮助三分之一的英国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像哈里森和肖恩一样，彼德能看到我的潜力，不断给我指导和鼓励。在我33岁生日（2011年5月28日）的前几天，他甚至谈起让我成为银硃的合伙人——一个让我衣食无忧的机会。
我的人生看上去平步青云，但内心却在生日那天觉察出了一些不对劲，甚至相当严重。我对工作的热情正在降温，但却拼命掩饰。我依然能够很好地完成规定工作，但内心却反其道而行。起初我以为这种懈怠是自己的软弱造成的——我只是个意志薄弱，无法承受投行工作高压的庸碌之辈。我开始怨恨自己。或许情况更坏，我只是变懒了。而让我深陷痛苦的是父母：他们辛勤工作、牺牲颇多，就为了让我过上好的生活。他们如何能原谅我的懒惰？我陷进自疑、自毁和自怜的恶性循环。我的世界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可实际上已完全被黑暗笼罩了。
直到无法承受的那一刻，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我需要脱离糟糕的精神状态，并重新找到使命感。在金融业工作10年之后，我决定休息6个月来关注自身。而那成为我改变人生的起点。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原谅自己。第一段职业经历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也不意味着我的人生将一无所成。当我仔细回顾过去时，我便发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工作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快乐了。我相信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我们都会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留下点什么——我们做过任何值得称赞的事吗？让社会变得更好了吗？没有，三十几岁的我什么都没做，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诚然，这个世界需要做金融的人。我在业内见过一些最聪明、善良、鼓舞人心的人，也羡慕他们能乐在其中。但当我33岁时，既无法获得工作的乐趣，也无法对社会做任何贡献。我觉得自己在为一小撮富人服务，帮他们增加财富。我认为自己成了贪婪的仆人。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重新开始关心自己。是的，我跌入了低谷，但我必须停止随之而来的自毁行为：酗酒和不计后果的生活方式，还有对健康的刻意忽视。我又开始定期锻炼了。我戒掉了酗酒，并尽我所能地去阅读有关饮食、运动和健康的信息。为了成为一名健身教练，我甚至在澳大利亚健身学院上了两个月的课程。随着身体慢慢稳步恢复，我的心理状态也得到了改善，不再需要靠酒精挨过每一天了。当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镜子里的自己。我又变得健康而强壮，减掉了金融工作那几年因为不开心长出的赘肉。而最重要的是，我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旅程。
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新目标。我靠专注于健康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日子，成功从低谷爬了出来。如果我能鼓励更多人也过上健康的生活呢？如果人们能靠改变生活方式而变得更健康，会有多少人成为更好的丈夫、妻子、父亲或母亲呢？抱着“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个简单的宗旨，我在上海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健身中心。2013年1月18日，在第一家门店开业的那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而之后的事，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变成了历史。我们最先在中国推动健美向功能性训练的转变，也是中国首家坚持让会员学习壶铃和棒铃训练的健身房。我开始写健康类文章，最初是在地方性的小刊物发表，后来则是给《尚流》撰稿。我遇到了一些知名的客户，通过他们我开始实现鼓励更多人过上健康生活的目标。我和歌手李健一起，录制了一系列健身视频，我们只用最少的器械和自重训练，以向人们展示健身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去健身房。我帮助演员姚晨在她怀二胎时进行功能性和灵活性训练，我们甚至在她怀孕7个月时做了一场孕期健身直播，来破除女人不能在生孩子前锻炼的迷信。我开始在电视和杂志上露面，和歌手周笔畅、演员袁文康一起推广棒铃训练。棒铃是一种传统的训练器械，我爱上了它，并推动它在中国的普及。我不再穿昂贵的套装、住五星级酒店或坐头等舱出行，但我第一次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我43岁时和33岁时的身体状态差异最有说服力。在满43岁的那个周末，我在周六上午教了棒铃团课，之后都在给会员上私教课，周日上午又参加了10公里的斯巴达勇士赛——在没有穿鞋子和戴任何护具，超过24小时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我赤脚越过25项障碍，完成整场比赛，比这更了不起的是，认识我的人都对此习以为常。“这就是Victor，他是个超人。”我的一名队友说。我？超人？这也是10年前的那个人——身材走样，生日的周末在酒吧喝得烂醉，差点找不到回家的路。
本书是我的个人宣言，也是对大家的号召。它回忆了我的年轻时代，也要告诫因工作、家庭或其他原因牺牲健康的人。所有我掌握的健康知识，以及所有适合分享的实用建议，我都无一保留写进了书中。
在书中，我想用哲学家的怀疑和思辨来看待一切，以便更好地理解时下最新的健身潮流、流行的饮食法，以及众多颇受欢迎却不无矛盾的健康指南。要解释什么是健康，以及分析各种影响我们判断的混乱信息，最好有一个能包罗从人类学到资本市场，从昼夜节律到政治学的宏观理论。就单一领域而言，肯定有比我更专业、更博学的人，但要把所有这些领域融会贯通在一本书中，必须同时具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背景，并深刻理解金融业和健身业。我衷心希望本书不仅能教会你健康的习惯，还能启发你的思考，让你更明智地判断什么是健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便彻底清醒很难，至少也不要再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