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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福建三明学院中文系教授金文凯老师作为访问学者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将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访问。以中国古代文学及地方文化研究为专长的金教授，一到“文研所”很快就瞄上了该所善本室收藏的一部出自明清时期、由一个家族成员诗集汇编的古籍孤本，这就是集明、清两代海宁查氏族人诗学大成的《海昌查氏诗钞》。金教授很快将此选定为自己在访问期间的一个研究课题，最终以扎实的学术功底，撰写论文《论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此诚为可贺之事！而可喜者，金教授此举也无意间唤醒了沉睡于“文研所”善本室五十余载让海宁查氏后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这部稀世珍笈；同样也使世人知道，现世尚存《海昌查氏诗钞》。
说到“沉睡五十余载”，此话就得说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3年，学界批判胡风的基调业已形成，对此一些知识分子内心感到惶恐不安，时即将从丹阳中学调往南京六合中学任高中语文老师的查良铿亦然。也就在此时，查良铿将手持的这部《海昌查氏诗钞》的古籍孤本捐赠给了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平心而论，身处当年的政治氛围，良铿先生没有把这部书籍焚毁而予以捐赠，也是明智之举。良铿先生如此而为，也完全是为了保护这部稀世珍笈。所以无论怎么说，捐书不是什么坏事，还应该是为之称道的一桩好事，但其结果又显然是明摆着的：此书一被“文研所”入藏，差不多就石沉大海了，特别是近些年来（2009年知道有此书后），查家人想上门去看一眼也成了件难事，别说要通读此书后再作点什么研究了。
关于这部《海昌查氏诗钞》的来历，良铿先生于1986年6月在写给他大弟查良镛的信中曾提及：“《海宁查氏诗钞》系义庄事业之一，始创于乾隆年间，选编历代（诗文，前后）接连，最后系柴㘯上某，名字已忘，然非太爻先生，名查猛济，字宽之。阅其编后（语，编者言及）多次咯血，似以瘵亡。此公故后，稿存义庄。其时义庄在大来钱庄后，原址为袁花市中心洋场上同顺典当焚余旧屋。我借得后，一直无人索取。（此书）手抄校雠计正编八册，续集四册，外集两册，厚两尺许。虽经历丧乱，保存完整无缺，但多颂祖德诗，编选亦以时代局限……然念先人手泽，几代相因或可作某事佐证。后批胡风事起，今后事难料，恐丧我手，于来六合初，奉献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馆，蒙奖百元。”
《海昌查氏诗钞》一书，分钞本与校本两种，共计十五册（其中钞本有补集四册、续集四册、别集一册；校本有前集二册、补集二册、续集二册）。全书所辑海宁查氏族人之诗作起于明成化年间，讫于清同治末年，前后跨度达四百余年，共涉及海宁查氏第五世至第二十世之诗人244家，收录诗作3539首（其中有钞本中所见的3115首加查虞昌从《查氏同宗诗钞》中选录的424首）。此《诗钞》校本之卷首页有“查虞昌（梧冈）原辑，有钰（式庵）重编”的字样。查虞昌（1717—1788年），海宁查氏第十四世，乾隆甲戌（1754年）进士。查有钰（1839—1890年），海宁查氏第十七世，咸丰时州庠生。其实对这部《诗钞》来讲，乾隆年间的查虞昌只是首辑者，他编纂《海昌查氏诗钞》只是起了个头，其时所选诗人至于十六世“世”字辈。尔后，《诗钞》又经过了几代人的接续，至查有钰则是“选编历代诗文前后接连”最后的一位编纂者了。查有钰辑录诗人讫止于二十世的“美”字辈，截止时间已到了同治末年。作为最后一位编纂者的查有钰与查良铿差四辈，长七十七岁，其生前与查良铿没有交集，查良铿对其也知之甚少，他在写给他大弟的信中甚至称查有钰为“柴㘯上某”，只知道他家在柴㘯上，但连他的名字也叫不出来。
查有钰在续接前贤编成《诗钞》后，将书稿交给了查氏义庄。义庄随后便于同治甲戌（1874年）冬着手开雕，至光绪丁亥（1887年），历时十三年完成了全部雕版的刻制，接着则刊印之。书成后，流传于书肆与坊间，义庄当然也会存放几部。良铿先生是后来向义庄借得《海昌查氏诗钞》的，这借书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四十年代的可能会更大些，因为良铿先生三十年代基本没在老家待过。他借了《诗钞》后，一直没有人向他索回（此时应该已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了，义庄自土改后已不复存在，当然不再有人向他索书了）。这样，这部《诗钞》也就搁在良铿先生手上了。时间到了1955年，良铿先生刚调入南京六合中学，此时值“批胡风事起”，良铿先生担心“今后事难料，（《海昌查氏诗钞》）恐丧我手”，相信良铿先生在当时也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将此书捐给社科院文研所的。应该说当时良铿先生也确实给这部稀世珍笈找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要说安全确实是安全，不过也藏得实在太深了，直至五十四年后，因为有了金文凯教授赴社科院文研所的研究访问，并将之作为研究课题，才将此书的信息予以披露，告知于天下。
对于编纂《海昌查氏诗钞》，查家人一直将之视为家族文化的一个重大工程。对于《海昌查氏诗钞》，查家人一直视之为宝物，金庸先生也曾多次提及此书，他说到祖父查文清去世后留下了一屋子《海昌查氏诗钞》的雕版，自己在孩童时，常与小伙伴们在存放雕版的房子里玩耍。金庸还说这些雕版本来就是祖父想要刊印《诗钞》的，但最终未成。那么查文清留下的雕版是否就是现存的那本《海昌查氏诗钞》的母本？从时间上推算，两者可能没有什么关联。据记载，《海昌查氏诗钞》开雕于同治甲戌冬，完工于光绪丁亥岁。而光绪丁亥岁正值查文清高中进士后的第二年，此时的查文清处在人生的上升期，其踌躇满志即将要新官上任，在这个时候他的重心不可能放到刊印书籍上去的；且更有力的证据是现存的这部《海昌查氏诗钞》，其校本的版心下方有“南野草堂校本”六字。而南野草堂则是查有钰的堂号（金文凯教授曾引《诗钞》前集上册查美亮《家式庵叔曾祖招饮南野草堂即席赋呈》诗，以此证明南野草堂即为查有钰的堂号），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的了。金庸提到他祖父查文清曾打算编纂刊印《海昌查氏诗钞》，这可能是查文清对查有钰编纂《诗钞》后的“接连”，期以通过续编，欲连接同治后的查氏诗人的诗作。但到了1923年，自家的同顺典当被焚毁，查文清元气大伤，并于当年遽归道山，增辑一事则成未竟，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那一屋子雕版。
话虽是这样说，然进而思之，倒也不排除另有一种可能：即这些雕版与现存的那本《诗钞》是有关联的，可能就是义庄在光绪年间刊印《海昌查氏诗钞》后留下的，此即为现存的那本《诗钞》的母本。因为金庸祖父就是查氏义庄的经营管理者，当时属义庄所有的义田都是由金庸家“承包经营”的，可以说除了分配权由族里把控外，义庄的财物本来就和金庸家财物差不多都混在一起的，当然也包括这些雕版。在良铿先生给金庸的信中就透露出这种情况：“其时义庄在大来钱庄后，原址为袁花市中心洋场上同顺典当焚余旧屋。”此时的义庄就在自家的旧屋，这不是完全混在一起了吗？当然，说这些雕版就是当年印书后留下来的，这只是笔者的推测，仅仅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
岁月嬗递，光阴荏苒，早先堆放在金庸家那一屋子的雕版，早已成为他人炉中之燃物了。故而再来探讨其究竟是那本存世孤本的母本与否，其实也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了。现如今，说起那些雕版，不过只是再次勾起人们对当年的一段略带苦涩味道的回忆而已，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海昌查氏诗钞》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