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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针对金庸生年存在的几种不同说法：（一）生于1923年3月22日；（二）生于1924年2月5日之前，即生于癸亥年；（三）生于1924年2月6日；（四）生于1924年3月10日。（其实生于1924年3月10日之说来自生于1924年2月6日的说法，持此说法者以为2月6日是农历，便以此换算成公历，成了3月10日，所以实际上存在三种说法）。笔者所说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是依据金庸自己的说法（金庸在小传上明确写下生于1924年2月6日）与查氏宗谱的记载一致（谱载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可能因为笔者过分地强调金庸生于1924年公历2月6日，反使人特别是持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说法的那些人，以为金庸生年原本就是1923年3月22日，只不过后来金庸出于某种因素的考虑，才将自己的生年改成了1924年的，至于查氏宗谱那不过是根据金庸自己后来的说法才这样记载的。所以笔者越是强调金庸生于1924年2月6日，越是使持有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说法的那些人更坚持自己的说法。看来要使金庸生于1924年的说法让人接受，真的还得要针对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说法的那些人所持的观点，具体地作点儿分析。
观点一：金庸确实说过自己生于1923年。比如1946年，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填写简历时，就写了生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又比如1956年，金庸在写《漫谈<书剑恩仇录>》时，说“梁羽生是我的知交好友，我叨长他一岁”（梁羽生是1924年生人）。但看了金庸所写的这些，又不难发现，大多是在他的前半生时说的。到了2009年梁羽生去世时，金庸送给梁羽生的挽联上则写“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了，此时金庸已改说自己与梁羽生是同年生人了。特别到了海宁老家修谱时，他在自己的小传上，更是明确地写了1924年2月6日生。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身份证制度没有实行之前，改变自己出生年月的情况还是蛮常见的。金庸出道早，十三（虚）岁就小学毕业了，为怕受人欺侮（这只是笔者的估计），给自己年龄加了一岁（这种主意还往往都是父母出的），成年后，当人生境况稳定时，就又把年龄改了回来（也有一辈子不改过来，将错就错了）。金庸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笔者认识的好几位朋友就是这样做的，这种情况是蛮常见的。所以单单以金庸曾经说过自己是1923年生的，就以此肯定金庸生于1923年，这不一定正确，特别在当事人的年龄存在几种不同说法的情况下。那么，一个人对于自己年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时，最终究竟以哪种说法为准？应该说，若无功利的驱使，一般情况下，其晚年的说法应该更为可信，这也算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体现吧。
观点二：金庸说过自己生在祖父查文清过世前（祖父故世于1923年）。这个说法更值得商榷了：（一）若此说成立，那么要问：金庸出生几个月后祖父去世了，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能记得此事？这显然是听大人们讲的吧，这个大人是谁？金庸没说；（二）这个信息既然不是金庸自己直接获得的，那么间接获得的信息其真实性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了，这包括传错、听错，各种可能都有；（三）金庸的回忆，也不一定都准确，比如，他当时跟池田大作说：“可惜我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跟着这句话之后，他接着说：“祖父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海宁查家的义庄设立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金庸家不过是义庄的经营管理者，他祖父没有为义庄买进过土地。金庸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四）金庸获得这个信息只是个孤证，还缺少其他方面的佐证；（五）金庸老家有一些传说，比如“火烧同顺当、围攻赫山房”，都不支持金庸出生在祖父过世前的说法（对这些传说这里就不作展开了）。
观点三：金庸实际生年是1923年，只不过因命理方面的原因，才改成1924年的。金庸可能是相信命理的，有一位比较了解金庸的香港作家沈西城曾说，金庸“对玄学深信不疑”。据说金庸还曾找过香港的“董半仙”董慕节算过命，且在算命后为了化解自己命理当中的不利因素，还将自己的生年改成了1924年。对于这个铁板神算的算法，金庸曾这样说过：“香港有一种铁板神算，也是很准确，但是我想它算过去是很准，对它所算的未来，我则存疑。”（《金庸一百问》）以此看来，金庸虽是信铁板神算那玩意儿，但对“董半仙”算未来则是存疑的。所以讲金庸信命理而改年龄，其理由是不成立的，至少是不充分的。金庸本身对“董半仙”算未来是“存疑”的，那他怎么会为一个“存疑”的未来去改年龄呢？笔者不相信金庸会如此愚昧，会采用改年龄来改变自己命理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再退而言之，若金庸真的信这一套，将自己的生年从1923年改成1924年，那么按理来说，他从此得守口如瓶才对，但他又怎么会去跟好多人（包括对张纪中）说自己其实是1923年生的呢？他自己在“泄露天机”，在跟自己过不去？这像是金庸的做派吗？
综上所述，在对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说法的几种观点进行细辨之后，便会发现这些观点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好多地方也是逻辑不通的。
本文在分析了金庸生于1923年3月22日说法的几种观点后，就金庸生于1924年一说，再讲以下三点：
一、金庸于2006年交给海宁查氏谱局的资料当中，明明白白亲笔填写了自己的生年为1924年2月6日。当年海宁查氏家谱的倡修人是查济民与金庸两位。修家谱，修好谱，既是倡修人的愿望，也是全体族人的愿望。作为发起人，金庸对修谱是认真、重视的，也是虔诚、敬畏的。记得当时，族里几位老人提出要请金庸题写家谱的书名，金庸坚决推辞，连连说自己不够资格题写，最后还是请饶宗颐、黄苗子题写了谱名（图8）。当时金庸不仅对家谱上的“金庸小传”作了认真修改，还对自家的几位兄弟姐妹的身份信息也都作了认真地修改（笔者至今仍保留了这些修改底稿）。笔者相信，对修家谱金庸还是心存敬畏的，他亲笔写到家谱里的特别是关于自己的那些身份信息是不会有问题的。退而言之，至少他主观上是不会去弄虚作假的（比如改动自己真实的出生时间）。这里不妨把话再扯得稍微远一点，海宁查家人（不仅仅是金庸）对修谱持认真敬畏的态度是有传统的，这种风气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海宁查家早年是从江西婺源迁来的，赣北一带（包括婺源）对修谱的重视、对家谱的敬畏程度可能为其他地方所不及。在赣北的原住民村庄，除了过一段时间（一般为三十年）要修一次谱，在每年还要举行两次关于家谱的重大活动。正月初一这一次叫“游谱”，或称“谱出方”。每年的正月初一，村庄里的族人吃过早饭，就自发地聚到一起开始燃放鞭炮，然后按辈分、齿序大小，每年轮着接送家谱（家谱每年一回轮着放在族人的家里）。送出家谱的人家要放鞭炮，几个族人则抬出轿子，往轿里装进家谱，开始在全村游走；而迎进家谱的人家也要放鞭炮，还要烧纸点香，摆上酒席，请族中长辈上席，这时家里就像办喜宴一样当作一件重大的事情。这天下午，族人们还要到祠堂里，将各家去年新添男丁的名字写进家谱里去，这叫“上谱”。到了年中的六月初六，这一天则要“晒谱”，就是将年初迎进家里的家谱，用轿子抬到村中的晒场上去晾晒。这一天，各家还要把当年故世家人的去世时间，写进谱里，这叫“殁谱”。这天中午，也要举行谱会集聚，为“晒谱”而摆上好几桌酒席。据说，这一年迎进家谱（这叫“坐谱”）的这一家人家的媳妇若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准保是个男孩（据说很灵光）。这对全家人来说，既是一件很神圣，也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因此很难想象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有哪一位族人敢对修谱、坐谱、游谱、晒谱等仪式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怠慢与不敬。赣北农村的这种遗风至今仍保留着。而这种遗风也深深影响着自赣北迁来的海宁查家的族人们，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群，包括查济民、金庸也概莫能外。
二、去年，笔者从金庸同学余兆文的档案中，见到余兆文填写的一份关于其社会关系的表格，表格上有他的两位同学：查良镛、斯杭生。在年龄一栏里，他给查良镛填了三十岁，给斯杭生填了三十一岁。由此看出斯大查一岁，而斯杭生的出生时间是确定的，也一直没有改变过，为1923年，那么这份表格则表明金庸是1924年生的。而最近笔者在衢州市档案馆又发现了一份材料——1941年衢州中学高中部第一学期的学生军训名册。在此名册中有三年级新生江文焕、查良镛、王浩然的年龄填报，江文焕填了二十岁。查良镛与王浩然都填了十八岁。在这个名册上，查良镛与王浩然明明白白为同岁，王浩然出身时间是确定的，也一直没有改变过，为1924年，那么金庸也应该是1924年了。
三、对目前关于金庸生年的三种说法（另有倪匡的1925年生人说，则可以排除了。新近发现《查公沧珊哀挽录》，见1924年4月15在袁花召开的查文清追悼会的名单上，已有查良镛的名字）当中，其中有金庸生于1924年2月5日之前的（癸亥年），即金庸弟妹们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来自最了解金庸、与之最亲近的人，所以倒是值得关注的，应该说是有一定可信度的。笔者觉得金庸的弟妹们决计不会事先串联而统一口径将小阿哥本来是1923年生的硬说成是1924年生，这没有必要。其五弟良钰于2000年发表在《人物》杂志上的《金庸是我的小阿哥》一文中讲道：“小阿哥他生于阴历1923年，公历1924年初，是属猪的。”而七弟良楠更坚持此说，还列举出几位同村的金庸的同龄人以佐证。大妹良琇直到2020年笔者采访她时，还在说小阿哥属猪，与她差两岁（良琇生于1926年）。应该说金庸弟妹们的这个说法，与笔者坚称的说法（其实是金庸自己最终的说法）都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这两种说法都说金庸生于1924年，只是在具体时间上差了几天。但可以确定的，说金庸生于3月10日肯定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该取哪种说法呢？即金庸究竟出身于2月6日（甲子，属鼠），还是出生于2月5日前（癸亥，属猪）？笔者认为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目前可以同时保留这两种说法。但考虑到一个人不能同时写上两个生日，在尚无新证据出现之前，是否尊重金庸的意愿，暂取1924年2月6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