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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得闲与几位网友探讨一个问题，即金庸先生究竟何时出生。对金庸先生生于1923年还是1924年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其实还有其他的说法），此次经讨论，依然找不到共识，双方还是相持不下，各执己见。
笔者凭着手持金庸亲笔修改的金庸小传手稿及金庸的秘书李以建先生与金庸中学时期的同学斯杭生老人等人的说法，坚持“24年说”。然坚持“23年说”的网友则以金庸的一部分亲友曾说过金庸是属猪的，还拿出了两个颇有分量的证据。其证据一，是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过，自己出生不久，祖父才去世的（祖父查文清于1923年9月22日故世）；其证据二，是金庸说自己的小名“宜官”（还有个小名叫“宜孙”）是祖父给取的。
金庸确实讲过这些话，不假。但是话要说回来，金庸所说，并非金庸亲临亲见（即使金庸真的生在祖父去世之前，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也不可能会有这种记忆），金庸讲的这些话都是听家人们说的。那么，既然定性为“听说”，这个信息传递就不是直接的，已在中间转个弯了，这样的话，那就不排除会存在多种可能了，包括说的人说错了，听的人听错了。
为此，笔者针对“23年说”的网友们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谈谈自己的三点看法。第一点：金庸讲自己出生在祖父去世之前，如何来确定这件事，至今还缺少实证依据。金庸对池田大作所说的，那是他根据在念小学时或者在更小的时候听大人们所讲的话，因为金庸读中学及读大学时，人已离家了，他不大会有机会再听大人们讲了。当时，金庸年幼，心智尚未成熟，故不排除有听错或记错的可能。第二点：金庸说自己“宜官”的小名（即昵称）是祖父给取的。“宜官”的发音按海宁本地话，与“二官”是相同的。江浙一带，特别在乡村，叫“二官”“三官”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村子，两户人家都给自家的老二取了“二官”的小名，为示区别，晚一点出生的那家，就把小孩叫成“小二官”了。“官”放在小孩子的名字里，是一种美称。排行老二的金庸，小时候叫“二官”，这是大概率的事。至于叫成“宜官”，那只是过后的一种文雅化的变称罢了。其实，这种“二官”“三官”之类的小名，就相当于“阿二”“阿三”的意思，这样的小名是不值得也没必要由祖父当回事来取的。按乡间的习俗，小名（昵称）通常是在大名未取之前，由与小孩最亲近的父母给取的，取小名，没啥大讲究的。而给孩子取大名的事，那就比较郑重了，往往会交由家族里最有文化并且是德高望重的长辈来办。所以金庸若真由祖父取名的话（这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一定是让祖父取大名才对，应该为之取名“良镛”，而不是取名“二官”。而且还须说明的，取（大）名的时间，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才取（特别是对老大以后的老二、老三）。有些人家在生下一个孩子后，就为这个孩子包括接下来将生的孩子们都取好名字。金庸在苏州的几位堂哥堂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父亲查忠礼在大孩子良望出身后，就给接下来将生的孩子全取好了名字，他们分别叫：良平、良安、良中、良华、良全。关于这一点，笔者倒是比较同意前几天与刘国重老师探讨时，刘老师所说的“有可能是祖父给他起了‘良镛’的学名，但金庸小时候不记得，家人误传，说是‘宜官’的小名是祖父起的”。第三点：同样是金庸在与池田大作对话时讲的，金庸讲：“我那年是十三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随着学校逃难而辗转各地。”金庸很明白地讲1937年那年自己在读初中二年级，是十三（足）岁。而1937年十三足岁，那就是1924年出生的。持“23年说”的网友又怎么视这个讲话而不顾？
另外，笔者再提供一个旁证，或许也能说明点问题。在金庸老家袁花一直流传着一个“火烧同顺当、攻打赫山房”的故事。故事里讲到，在1923年的下半年，金庸家里发生了一悲一喜两桩事情。悲者，因经营当铺（同顺当），遭两次破财，心力交瘁的查文清在9月22日去世，查家倒了顶梁柱；喜者，在那年天寒地冻之时，金庸出世了，查家又添丁增口了。这个故事可以证明一点，即金庸出生是在其祖父去世之后。至于这“天寒地冻之时”，究竟是指1923年之末，还是指1924年之初，则没有细说。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故顺便一提；当然，这毕竟又是个故事，所以笔者只把它当作一个旁证，供各位参考。
总之，对持“23年说”的网友们所提供的这两个证据，笔者认为：第一个证据不太可靠，可信度不够；第二个证据基本不成立，且即使成立，也说明不了问题。当然，金庸究竟何时生，各位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无碍于大局，二这也是各位热爱金庸的体现。故笔者觉得，在持“23年说”的认为还缺少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