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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很热，我穿的外套太厚了。我打开水龙头接水，水缓缓地流出来。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行李，仿佛在央求我把它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刚刚喝完水的杯子，仿佛也等着我冲洗，让我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水槽上方的搁板上。今天早上，这些东西在不停地说话，好像有什么急事要告诉我一样。

肥皂也像在说话，它声音嘶哑，有些气喘，就像喉咙刚刚做过手术的人。家里的那些物件可真能聊！小时候，我反复读安徒生的一则童话，讲的是一到晚上，房子里的玩具就开始说话，所以我一直有种感觉：玩具也有思想。我读到一只匆忙的手靠近一颗鸡蛋，鸡蛋会晕倒，树木也会感到孤独，墙壁会在夜里“讲话”，我想的确是这样。难道万物真的有灵？

我光着脚站在关着的门前做什么呢？我的眼睛靠近了猫眼，目光巡视着空荡荡的楼道。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我想看到那双蓝色的网球鞋，它们很轻盈，整齐地被放在空荡荡的地板上。它们也在说话，它们在说什么呢？

“一般来说，在大城市生活的邻居之间互相不熟悉，你甚至不认识住在对面的人……这个社会是由一个个孤岛组成的，人们被一种虚伪的礼貌隔开，以至于每一个家庭都关闭在堡垒里面，只和自己家里的人交流……”我从哪里听到这席话的呢？一个社会学家侃侃而谈，是什么时候听到的呢？当然是在广播里听到的，可能是在一期我负责的节目里。那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回荡，辞藻华丽、自信，而且深思熟虑，很难抹去。我倒是很想忘记这些话，但我的耳朵像一只贪婪的动物——一头饥不择食的猪——会在混杂各种声音的垃圾里乱拱，会囫囵吞枣地咽下一些格言、常识、精辟的见解，以及引经据典的话，话筒里传出什么声音，我会照单全收，等待着消化系统做出选择，决定取舍。

我的邻居在这栋楼里住了多久呢？六个月、一年，或者更久？我从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她门上的小铜片上，还留着上一位房客的名字——圭多·费斯托尼教授，黑色的字，字体飞扬，写在金色的铜牌子上。这位教授又高又壮，留着平头，声如洪钟。

他妻子往返于米兰和这里，斯特凡娜说她是个“公司经理”。他们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老母亲，不知道是教授的母亲，还是丈母娘。我偶尔会在楼道里看到她，看起来总是怒容满面，手上戴着很多戒指和手镯。

后来，费斯托尼教授获得去米兰工作的机会，他的家具和书在几天内就被搬空了。公寓空了几个月，偶尔有人来看房，我能听到墙壁另一边说话的声音。

我以为那套房子一直空着，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从电台回来，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女人。她说：“我去十二楼，您呢？”“我也是。您去看那套空着的公寓吗？”“我刚刚租了那套公寓。”

我正要说出我的名字，并表示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可以来敲我的门。这时，电梯轻轻地“叮——”的一声停住了，她急忙下了电梯。“再见！”“再见！”我们打开各自的房门。

我去厨房时，听到她反锁门转动钥匙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就好像在说：“您真热情，谢谢，但我们最好保持距离。”咔嗒、咔嗒、咔嗒，钥匙在锁眼儿里转动。我心里想，这根将门固定在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铁销有多长呢？从那天起，我便很少再看到她了。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早上我八点出门去电台，她房间里还静悄悄的。当我回来吃午饭时，有几次我听到了音乐声。下午三点半，我出去时，隔壁又是一片寂静。有几个晚上，我在七点左右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碰到她正要出门。她浑身上下都香喷喷的，穿着白色紧身大衣，看起来像个少女，黑色贝雷帽松松垮垮地戴在柔软的头发上。

“我的邻居叫什么名字？”在院子里碰到斯特凡娜时，我马上问她。

她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讽刺的微笑，像电台的那位社会学家，好像在想“如今的社会已经异化，将我们封闭在各自的家庭里，人们之间很难交流。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满足……”

“安吉拉·巴里。”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她有工作吗？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演员……但她家挺有钱的……她妈妈住在费耶索莱，特别有钱，不过没来参加葬礼……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有个姐姐，不过很少来这儿。米凯拉女士，出事时，幸好您在外面，不然对您来说，这真是件恐怖的事。也许她喊叫了，但没人听到，真是个可怜的女人。想想看，您可能会在楼道里遇到杀手。”

“您听到她叫喊了吗？”

“没有，我住在地下室，怎么可能听得到……”

“凶手有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一沓钱放在厨房的饼干盒子里。她把钱塞在那里，皱皱巴巴的……我敢肯定，她自己都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两百万里拉现金，您知道吗？一分都没少。”

“这事是发生在白天还是晚上？”

“很晚了，听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到半夜的样子。当然了，大门已经关了，我们没看到有人上楼。您的女邻居大概七点回来的，直到我关上大门，都没看到她下来……后来有人上去了，但会是谁呢？早上，乔瓦尼是上楼取垃圾袋时发现她的……门开着，她就躺在那里，已经被杀了。”

我在她平静安详的脸上寻找隐藏的东西：隐藏的思绪，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者她无意中见证了这场犯罪，不知不觉也被卷入其中？

我跟她讲电话留言的事，但她好像并不在意。她不相信那女人是安吉拉·巴里，还问：“你们熟吗？”“不熟。”“那怎么可能！”我看着她穿过洒满阳光的院子渐渐远去，走向来送信的邮差。

然而，按照我的记忆，女邻居的声音和电话录音上的声音一模一样。那是她死的那天的留言——是记下了录音时间的电话机告诉我的，这真是让人好奇。

我穿过院子，嗅到一股浓烈的椴树香味，布满铁线蕨的喷泉在安静地淌水。我用目光搜寻着我的“菲亚特500”；我忘记把它停在哪里了。幸好，它不同寻常的颜色让我远远就看到了它。有次朋友告诉我，那辆车子是“成熟的樱桃色”，我心里也这样想，然而车子的产品说明上写的是“紫红色”。

我找到我的车子了，它在一辆白色小卡车和一辆有着美式尾翼的豪华大轿车之间。我插入钥匙发动汽车，车子却没动；在闲置了那么多天之后，车子似乎很生气，不想出声。我尝试了好多次，不断加油，最后它吭哧了一阵子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