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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圣塞西莉亚路，在栅栏门前停了下来。我又回家了，但为什么我会感觉心惊肉跳呢？我想，我回来了，但好像已经认不出那道栅栏门、那个庭院，以及那栋许多窗子都开着的大楼。我如鲠在喉，预感有糟糕的事情等着自己，在这个散发着熟悉气息的温和的清晨，到底是什么在等着我呢？又是什么东西侵扰着我的思绪，仿佛要将它搅乱并抹去？

我用目光寻找着门卫，通常在这个时候，斯特凡娜会在传达室内勤快地分拣着信件，但我既没看到她，也没看到她瘦小的丈夫乔瓦尼。我拖着行李箱走过院子，滑轮艰难地在卵石上滑动。我在院子里停了下来，看了一眼四周：花坛里的夹竹桃和天竺葵虽然蒙上了夏日的灰尘，但还都是老样子；小喷泉和之前一样，从长满苔藓的石头间流下，发出水龙头漏水般的声音；两棵高大的椴树上开满了花，生机勃勃，似乎并没有受到高温天气，以及我家周围那种阴郁气氛的影响。这两棵椴树矗立在温柔的夏风里，摇曳着枝头旺盛又芬芳的花朵。

朝向院子的那些窗子通常都是半开着的，但现在都关得紧紧的。楼梯间也很冷清，四处有一种诡异的寂静，电梯发出了一阵沉重的叹息，停在顶层——我住的那层。

我在包里摸钥匙，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迎面扑来。转过身，看到邻居的门虚掩着，我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指轻轻一推，门自己开了，很轻盈。我看到一条洒满阳光的过道，地毯上卷起的流苏，一双蓝色网球运动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门边。

我的目光又停在那双运动鞋上，在阳光照射下，那双鞋非常干净，让人很想穿上它，兴高采烈地出去散步，用脚尖跳跃，在球场上追着一颗在空中飞翔的网球跑。这双鞋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躺在这里呢？为什么鞋带解开着，整齐地放置在敞开的大门前呢？这双鞋摆放得过于用心，让人联想到：主人在进屋之后，并不是很随意地脱掉鞋子，放在那里；鞋面上的鞋带也整整齐齐，在好奇的目光注视下，有一种刻意和决绝。

我听到有声音从那套公寓的深处传过来，很快看到了斯特凡娜的脸，还有她看起来有些痛苦的大眼睛。

“您还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她五天前死了，是被杀死的。”

“被杀了？”

“挨了二十刀，一阵乱捅……还没抓住凶手，真是太倒霉了！”

那声音很像个阴谋家，她目光向着高处扫去，露出眼白，让我想起德拉克洛瓦的一幅画：那是一种非常警惕的表情。好像她已经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却找不到语言来描述。正如马尔科所说的，那是来自楼梯下小房间的光亮，“靠别人的生命滋养”。虽然如此，斯特凡娜·马里奥是个聪明又自知的女人。看着她那大而有力的手，我在想，她是不是用那双手给死者穿上了衣服。

“为什么要杀她呢？”

“没人知道，凶手好像什么都没拿……还好您没看到，简直像世界末日。人一批一批地来：警察、预审法官、法医、记者、摄影师，脏鞋子从楼梯上上下下……葬礼是前天举行的……我们已经把这里打扫干净了，现在还有几个警察在测量、取证……说是今天要把这里封起来。”

我意识到自己紧紧地握着家里的钥匙，那么用力，让我骨节生疼。

“斯特凡娜，您要进来坐坐吗？我给您煮杯咖啡？”

“不了，我得下去了，传达室没人。”

我听着她快速走下了楼梯，脚上的布鞋发出沉闷的扑通声。我打开房门，把行李箱拉了进去，空气中有股封闭的味道。我敞开百叶窗，弯下腰端详着几盆植物，它们布满灰尘、无精打采、有些发黄。它们并不缺水，斯特凡娜每天都来给它们浇水，那是我跟她说好的。但生活在空荡荡的封闭房子里，植物也很沮丧，它们不爱独处，在我的背后，它们悄声细语地倾诉着。

我坐在书桌前，眼前是一堆我不在时收到的信，拆开一封，发现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翻来覆去地看着第一句话，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只能作罢。思绪如同我曾在夏加尔的一幅画中看到的黄色驴子一样，好像想要飞离画框。关于那个被捅死的女邻居，我想，我都知道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被人杀死的女孩，我竟然连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我曾经在电梯里遇到过她几次，我偷偷地打量她，如同在火车或是公交车上偷看面前的人，同时对自己那种失礼的好奇充满愧疚。但是，关心自己的邻居，是件无礼的事吗？

邻居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头发是浅褐色的，留着波波头，她的鼻子小巧又精致，上唇有些翘。她的上牙有一点儿前突，每次笑起来小巧的牙齿便会露出来，像只小兔子。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害羞又胆怯，好像心里藏着很多秘密。她的眼睛很大，眼珠是灰色的，额头很宽，皮肤白皙，上面有一些雀斑。我极少听到她的声音，她声音很低沉、节制，好像害怕暴露自己，或是害怕惹人厌烦，有时候也会忽然变得大胆活泼。

她像我一样，也一个人生活。门房斯特凡娜和她身材矮小的丈夫乔瓦尼·马里奥，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就像是一对宽容的父母，事实上我们年龄相仿。

我的邻居为什么总是很晚才回来？有几次，在半梦半醒中，我听到她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听见反锁门的声音，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好几圈，发出“咔嗒、咔嗒、咔嗒”的声响。清晨和夜晚，我总能听到百叶窗被粗暴地打开和关上的声音。

她为什么早上会静悄悄地、满脸疲惫地出门呢？为什么每次她不声不响地离开时，总是背着一个黄色的双肩包呢？

对于这栋楼里的人来说，我们俩都是“保护对象”，因为我们独自生活，工作很辛苦，而且常常要出差。我在电台工作，而她……我没再往下想，因为我并不知道其他事。

我又开始看手上的那封信，那是一张商务咨询师的账单。我又打开一封：一张是分期付款购买电脑的账单；另一张是电费账单，已经过了付款期限；还有一张是差几天就要过期的电话费账单。最后一封是“幸福信”：“抄写这封信，并将它寄给十个朋友，你将在未来获得幸福，否则未来七年都会很倒霉。”就像是打破镜子会倒霉一样，我将信扔进了废纸篓。

我把目光投向电话，电话留言的红色指示灯很急促地闪烁着。我按下按钮，里面的磁带开始转动：“你好，米凯拉，我是迪林南齐，你还没从进修班回来吗？回来之后，就给我打个电话吧，再见。”

电话又响了一声，后面还有留言，一阵窸窣声过后，一个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响起：“星期四，六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点二十分。”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亲爱的米凯拉·卡诺瓦，我是……”留言被一阵神秘的咔嗒声打断了。我觉得声音很像我的女邻居，可是她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呢？

又是一则留言，那个响亮而清脆的声音说：“星期五，六月二十四日早上八点三十……打扰了……我想和您说件事……”但这次留言又被一只不耐烦的手挂断了，听声音好像真的是我邻居。她是什么时候死的？斯特凡娜说是五天前，五天前正好是六月二十四日。

我继续听后面的留言，却再也没听到那犹犹豫豫、忽然中断的声音。我想，我必须知道这位邻居死亡的准确时间，我把磁带从机子里拿出来，放进一个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