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很累，从电台回来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几天前，我买了很多吃的，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现在所有东西都放在那儿，还没拆封：一小捆芦笋，用蓝色皮筋捆得紧紧的；四个放在泡沫塑料盘上的番茄，上面覆盖着保鲜膜，看上去已经不太新鲜了；几个鸡蛋，放在透明塑料包装里；还有一大盒开了封的牛奶。我也开始在超市买东西，有的超市甚至星期天也营业。

我拿了一盒牛奶，闻了闻，一股苦味。我想把它倒入一个杯子里，却倒出不来，牛奶已经变成一块凝乳了。幸运的是，还没有发臭，我一点点地把它挤到洗碗池里。

我一点儿也不想做饭，决定给自己泡杯茶，喝茶会不会让我没法入睡？椴花安神茶或许会好些。我去烧水，仿佛听到电话响，走过去看时，却发现搞错了——是旁边公寓里的电话响了，但是谁会往一个死人家里打电话呢？

我已经四天没收到马尔科从安哥拉打来的电话了。以前无论他在哪里，每天都会打给我。我也没有收到他的电话留言，只听到阿黛尔·索菲亚的留言，她说自己为我的节目找到了其他材料。还有我妈妈的留言，她一如既往地担心我过于疲劳。自从父亲死于心脏骤停后，她便很关注我，她觉得父亲是死于劳累过度，而我正在步他的后尘。

但是，马尔科为什么不打电话过来呢？我像在电视台那样，习惯性地拿了一张纸，写了起来：一、他到了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但总会有公共电话，或者一家邮局，他可以发一封电报给我，就像他之前那样。二、他发生了意外事故，正在医院里，若是这样，他也应该让别人打电话通知我。三、他遇到了别的女人，不想告诉我。按照惯例，他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告诉我的。四、他只是单纯不想给我打电话，要是这样，为什么上次他出现时，表现得那么温柔体贴，不停地对我说“我爱你”呢？这是一个亟待解开的谜团，一个新的谜团吗？

我可以打电给萨布丽娜，她上次打电话给电台，说了安吉拉·巴里的事。作为妓女，她不是很晚才睡觉吗？现在刚刚十一点半，也许她还在工作。但她会不会已经睡了？或者，她并不是一个人睡？也许，她正和自己提到的那个“保护”安吉拉·巴里的男人在一起。

我意识到自己在电话旁打转，试图寻找借口打给某个人，或是倾听某个声音。我渴望听到声音，不论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也不论是阴沉的，还是明亮的。我爱人们的声音，因为声音里包含太多东西。我会在爱上一个人之前，先爱上他的声音。也许正是如此，我才在电台工作。或者正是因为我在电台工作，我才那么在意别人的声音，痴迷于人们的声音。

为什么马尔科不把自己在安哥拉的号码留给我？我问他要了很多次，他都没有告诉我，找了一个又一个借口。这是为什么呢？好像在这段时间，这个世界在通过谜语来考验我的智商。

这时，我的床似乎正在说着些什么，它声音很低，瓮声瓮气，我觉得它在说“把你的骨头给我”，不过我不是很确定。还有火上的小锅也开始讲话，它是在哼唱，像斯特凡娜说的，安吉拉·巴里在她家哼唱。这两个声音，加上在我面前桌子上旋转的陀螺：那种有节奏的哨声，好像要催眠你。

在夜晚这个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放肆：它们闲聊、唱歌、朗读。我是在哪里看到“朗读”这个词呢？是在玛蒂尔德·塞拉奥的一篇短篇小说里看到的，我在《午夜故事》这个节目里，播了这部小说的广播剧。玛蒂尔德·塞拉奥谈到一位贫困的母亲，整日都在“朗读”，意思是她在给一些贫穷的女孩子教课。

我想，“言语”意味着发出声音，说闲话，“她的言语”……我很喜欢玛蒂尔德·塞拉奥的叙述方式。我心里想着，在电台播音时也要这样说，又觉得自己有些太卖弄辞令了，不禁笑了起来。电台的语言，要么无礼和暴力，要么绕来绕去，把一句话说成四句话，掂量来，琢磨去，总会说明每个词的历史源头和用法。

我正思考着“朗读”时，一个影子靠近我的床边。我睁不开眼睛。依然是父亲吗？我没张嘴，只在心里说道：“爸爸，这个时间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没有回答，我不再确定那是他，要是我能睁开眼睛就好了。

醒来时，我喉咙很干，内心惴惴不安。从安吉拉·巴里家中传来一些动静，我从床上起来，脚踩在床前的小毯子上时，意识到自己没脱衣服就睡了。

我靠近门口，把眼睛放在猫眼上，但楼道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邻居的门上贴着封条，那张纸条正好贴在门缝上，这让我很安心。

我回到卧室，但还是能听到动静：那一串串的咚咚声，如同被关起来的鸟儿在撞击着玻璃和墙壁。我想，我要告诉斯特凡娜，也许是一只蝙蝠或是燕子，从没关好的窗户里飞进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公寓已经被封条封住了，并且没有其他入口，不可能有鸟儿飞进去。

我突然想起来，在我小时候，一位和蔼的修女告诉我，逝去的人的灵魂会像鸽子一样，拍打着翅膀飞向天空。在半睡半醒中，我听到艾斯特里娜修女的声音：“那是安吉拉·巴里不安的灵魂，可怜的女孩儿。她找不到窗子出去，飞到耶稣等待着她的地方，不知道会多么痛苦啊……你去放了那个可怜的孩子，如果不去，那在耶稣面前就是罪人，快去，跑着去！”

我勉强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我走到露台上，不假思索跨过了那道将我们两间公寓分隔开的玻璃，强行打开窗户，进入黑暗的房间。我没有发现任何鸽子，只有一双天蓝色网球鞋，白色鞋带整齐地穿在鞋面上。

我想，谜团就这样解开了：并不是可怜的安吉拉·巴里的灵魂在撞击着墙壁，而是那双网球鞋，沿着墙和门，寻找着出口，如同在跳踢踏舞。

电话响起，我忽然被惊醒。我依旧穿着衣服在睡觉，对着露台的百叶窗开着，被风吹着，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米凯拉，是你吗？你在做什么？我等你半个小时了！我一个人在操作台这儿，马里奥没来，主任现在火气很大。”迪林南齐悦耳的声音忽然把我带到新的一天，让人疲惫的一天。现在几点了？已经九点了，我还在这儿睡觉，梦里梦到自己起床了。

“我马上到。”我说，但迪林南齐已经挂断了。

我起床穿上鞋，洗了把脸便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