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晚上，我独自在操作间：调音员得了肺炎；接替他的人打电话说自己来不了了，因为妻子阵痛，快要生了。主任非常生气，骂了一通这些“什么都不想做的懒汉”，但他还是很小心，没有直接骂他们。他知道技术人员稀缺，聘请他们花费很高，并且很难找到可替代的人，但记者满大街都是，晚上的操作室常常没人。

夜间的广播节目“与听众的非正式对话”的名字出现在每周的节目表上。听众打电话来，巴尔迪教授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和他们交流。我们倾听打电话的那些人焦虑的声音，做出评论和回复。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很愉快，更多人打电话来，是因为他们很绝望，想摆脱孤独与焦虑，轻松聊天的时候很少。

“我老婆离开我了，我睡不着觉。”一位声音沙哑的听众说。

“您还没告诉我们，怎么称呼您。”

“乔瓦尼，我叫乔瓦尼……我喝烈酒，洗热水澡，试过在屋子里上蹿下跳，试过健身，但一点儿用也没有，根本毫无睡意……”

“您妻子为什么离开了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知道，有天晚上，她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她让自己的堂姐跟我说，她要自己的睡衣。不是画，不是衣服，您听好，也不是她仅有的几件首饰，她只是要自己的睡衣，就像在跟我说：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睡觉了。”

“亲爱的乔瓦尼……”我听见巴尔迪教授回应的声音……很快，他的声音变得嘶哑而沉闷，发生了什么？我试着调高音量控制杆，却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又一次暗地里咒骂“意大利在线电台”的设备是从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买来的二手货，老出问题。

“她一声不吭地走了，她应该给我解释一下，不是吗？我让她堂姐问她为什么走，您知道她怎么回复我的吗？她说让我把她的睡衣给她，然后再谈。您觉得她会回来吗？”

“您是否想过您妻子离开的真正原因呢？”我成功地让巴尔迪的声音听起来更清晰，但没能把金属质感的背景音去掉。

“没有任何缘故，教授，我跟您说过了，我妻子走了，现在她只想要自己的睡衣。”

我试着调高巴尔迪的音量，调低那位听众的声音，但我感觉教授要开始咳嗽了，于是调高了背景音乐，想要盖住麦克风里的咳嗽声。我试着让那位听众继续讲，但那位听众像头驴子一样倔，一直在说睡衣的事，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时，巴尔迪教授在咳嗽了两声之后，终于通过听筒传出平静的讲话声：“亲爱的乔瓦尼，您得扪心自问，想想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您也有一部分责任……”

我关掉了所有音乐，尽可能地使教授的声音听起来清楚些，没有太考虑听众的声音。我用两根手指控制着混音器，试图不让他们的声音失衡。

“我想知道，巴尔迪教授，您从精神专家的角度看，还有卡诺瓦女士，我知道您作为记者，一直在和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打交道。在你们看来，是不是所有的婚姻注定都要走向厌倦、瓦解和毁灭……为什么在我身边，只能看到婚姻的废墟……直到昨天，我都在想：幸好我的婚姻还在，但我妻子让她堂姐给我带话，说她想要回自己的睡衣，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您说了，乔瓦尼先生，您已经说了……是我听错了吗？您说的是‘我的婚姻’。”

“是的，巴尔迪教授，我说了‘我的婚姻’，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亲爱的乔瓦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妻子才离开了。如果您说‘我们的婚姻’，事情就不一样了，但‘我的婚姻’就意味着，您脑子里想的是：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快乐、我的未来、我的睡眠等。这就是为什么您的婚姻和您妻子的婚姻没有达成一致的原因。这句话表现出您对自己妻子的话很不在意，亲爱的乔瓦尼，您还在吗？我听不到您的声音了。”他接着对我说，“那蠢货应该是断线了，切到下一个。”

连线并没有完全被切断，但愿乔瓦尼并没有听见。我切断和刚才听众的连线，开始放背景音乐，我问巴尔迪教授是要马上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还是要歇一会儿。我听到他在剧烈地打喷嚏，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忽然冒出来：“注意身体！”可是，那个小孩儿的声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不记得巴尔迪教授有孩子，应该是一位偷偷地插进来的听众。我听到教授又开始咳嗽，于是调低了所有话筒音，把音乐的声音放大。

现在我想，这种猛烈的干咳大抵一直伴随着他。为了避免咳嗽声在麦克风里过于突兀，调音员想出一些绝招。巴尔迪教授看起来不像一个幸福的人，尽管他总是为抵御不幸出谋划策。我从没见过他本人，只听得出电话里他的声音——被音响设备扩大和挤压的声音。谁知道他是高是矮，是黑发还是金发。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我觉得自己很了解他，因为他的声音暴露了他。在电话线另一端，他仿佛一览无余：一个平静的男人，很绅士，可以说有些慵懒，是那种不慌不忙的智慧；他分析能力很强，因为慵懒的缘故显得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在听众间有一定的权威，有很多人给他打电话。他的秘诀是将严厉的挑衅和母亲般的宽容混合在一起。我最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会时不时地发出一种无法抑制、突如其来的大笑，就像忽然觉得很高兴的小孩子一样。这和他一贯流畅、智慧的声音很不协调，他总是一本正经地传授经验，提供秘诀，通过交流做出诊断。

“我叫加布里埃拉。”电话那端是一个响亮的声音。

“您多大了？亲爱的加布里埃拉。”

他管所有人都叫“亲爱的”，这让我很受不了。曾经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但他并不在意。

“亲爱的教授，我的问题就是我太爱吃醋了，疑心太重了，这毁了我的生活。”

她应该很年轻，声音有些刺耳，但充满活力。

“您记得皮兰德娄笔下那个人物吗？他把石膏抹在妻子鞋底，就为了不让她出门。我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怀疑，只是我不能阻止丈夫出门。但我会控制他，好几次我都跟踪他上街，监视他。他回家的时候，我会把手伸到他的口袋里，在他的钱包里搜来搜去。有次我找出一个避孕套。您知道，我们不会用——”

“您这是强迫症，亲爱的罗桑娜。”

“加布里埃拉，教授，我叫加布里埃拉。”

“啊，是的，加布里埃拉，抱歉……吃醋是脆弱的表现……您害怕失去对男人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是让您感到有力的唯一东西，失去控制就失去了力量。但总把一切都对准一个人，就如同只追求单一文化的民族……注定会招致灾难……因为这个民族的市场也会单一，只有一个市场，只要销售出一点儿问题，就会闹饥荒……”

他从哪里找到的那些类比？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笑他的那些大胆比喻。不知道可怜的加布里埃拉现在是什么表情。

“不要再管您丈夫的钱包了，您得多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参加一些和他无关的活动，放过他吧，您得想点儿别的。”

“神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一阵沉默，巴尔迪教授并不喜欢把自己和神父放在一起。

“您知道，吃醋对于爱人也是一种刺激，那就像在对他说：背叛我！有时候他们也不是特意去出轨的，只是为了满足您专横的控制欲……这一点，我想神父没有告诉您……”

“巴尔迪教授，我要怎样才能做到想别的事情呢？我脑子里只有这些。”

我听到教授毫无顾忌地打起哈欠，我调低话筒音，插了一嘴，说接下来会播报新闻。教授好像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和那位爱吃醋的年轻女孩儿讲话，他对于她讲述的事毫无兴趣。

我把比莉·哈乐黛的爵士音乐放了出来，这违背了主任的意思，他说这个星期只允许放最流行的几首歌，但晚上这个时候，我希望他没有听到。

“您记住：收听这个电台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只放获得巨大成功、最新潮的音乐。”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比莉·哈乐黛的唱片是我从家里拿来的。电台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音乐，但缺乏经典音乐。这会儿，主任可能正在和他的新情人共进晚餐。虽然有时候夜里两点，我会看到他带着一个金发女郎进演播厅，他那漂亮的犹如蝴蝶一般的手指，像扇子一般张开着，时刻准备着引诱和训斥。

整个白天，我都在看那些被残害的身体，比莉·哈乐黛虽然身体也饱受折磨，但她那柔软而深沉的声音，能将我脑子里积累的恐惧清扫一空。

这时，我的目光被迪林南齐的脑袋吸引过去了，他的秃顶在日光灯下熠熠生辉。他向我示意自己已经准备好播报新闻。我慢慢地调低音乐，并没有切断它，我舍不得一下切断比莉·哈乐黛甜美又沧桑的声音。当计时器进入第三分钟时，我给了迪林南齐一个信号，告诉他可以播新闻了。

他的声音柔和又坚定，尽管有点儿做作，但十分细腻。如果只听他的声音，我会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实际上看到他的样子，真让人伤心：过于苍白的脸，没有血色的手，肿胀的脚踝没有穿袜子，仿佛在穿鞋前被沸水烫过一样。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播报，直到听到一则新闻：“安吉拉·巴里案。昨日，警方在热那亚调查了受害者的男朋友——朱利奥·卡尔里尼。他的不在场证据似乎没有几日前那样充分。这个男人在不同的人面前撒谎，他隐瞒了和另一个热那亚女人的关系。”

新闻只提供了这些信息。这是什么新闻？非常混乱，疑点重重。我得去看看安莎社都写了些什么。晚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比白天自在一些，绝大部分听众都睡觉了，或者即使有人在听，也都心不在焉。我想象着迪林南齐正坐在桌子前，写着新闻稿子，脑子里想着其他东西，而且困得要死，觉得非常无聊。

我很想和这位朱利奥·卡尔里尼谈谈，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这时我插入节目快要结束的音乐，切断了迪林南齐的麦克风，放了另一段音乐——玛利亚·蒙蒂的歌曲，这也是主任不认可的歌手。同时，我拨通了巴尔迪教授的电话，他咳嗽着接了我的电话。他有些不耐烦，他一定很困，而且在想：为了那点儿钱，还不如放弃这份工作。事实上，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份收入，而是电台带给他的知名度，这让他很受用。尽管我们是一家私人电台，但他那五十万听众总会在夜里收听他的节目，因此他变得很出名，也为他的工作室吸引了客人，创造了职业权威。

电话响起，我接起电话，接入混音器，确定巴尔迪教授能听到。

“您好，这里是意大利在线电台，您是哪位？”

“我是萨布丽娜，我想和巴尔迪教授讲话。”

“巴尔迪教授在这儿，萨布丽娜，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阵剧烈的咳嗽，他的声音嘶哑。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教授的声音变得清楚，同时又能保持他的音色呢？在进修课上，要是他们多教一点儿技术上的东西，而不是全讲理论就好了……

“您好，抱歉，教授，我想给您说一件关于安吉拉·巴里的事，就是电台新闻刚谈到的那个被杀的女孩……”

“请讲，亲爱的萨布丽娜……”他听起来有点儿厌烦，他对巴里案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哈欠。但是，我的耳朵打起了精神。

“您请说，萨布丽娜。”教授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

“我认识那个女人，一年前，我在朋友家里见过她……好吧，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是个妓女。”

巴尔迪教授什么也没说，也许已经睡着了。我加入了对话中，试图让她再说点儿什么。

“关于安吉拉·巴里，您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会给我们打电话呢？”我心想，别吓到她，别让她紧张，让她讲下去，别问些没用的问题，试着让她保持在线，然后再问她电话号码。

“我觉得她也卖身。”

“您很确定，或者这只是您的猜测？”

“我猜的，但这并不难猜到。我男朋友——其实是我男人在负责她，如果不是为了赚钱，这个男人是不会照顾任何女人的。”

“您也是个爱吃醋的女人！”在调音台的刺刺啦啦声之后，巴尔迪教授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我向上拨动操作杆，提高他的声音，有些不情愿地做着我的本职工作。又是一阵嗡嗡的咳嗽声，然后是梆的一声，好像在弹舌头。

“亲爱的萨布丽娜，吃醋是对别人的生活不合理的控制……”现在他毁了一切，吃醋和卖淫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决定放段音乐进去，我接了电话，私下询问她家的电话。

“为什么？”她吃惊地问。

“因为我想和您聊聊，我是安吉拉的朋友，想问您一些事情。”

“好吧。”她对我说，尽管有些抗拒，小声嘟囔着，“五五八，一一六三，您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明天，可以吗？”

“喂，喂？”我听到教授有些厌烦的声音，从音浪中传出来，他还在坚持，“音量调低一点儿，卡诺瓦，我什么也听不见。”他抵抗着。我刚接通他，他就理直气壮地说：“亲爱的萨布丽娜，如果您还在听的话，我得告诉您，我曾经和亲爱的玛丽艾拉，不，是和加布里埃拉说过的话：忌妒和爱无关，但它让原本确定的事实陷于争议中。”

大家都知道，巴尔迪教授了解忌妒的机制，他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这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懒洋洋了，还带有一种激情，简直不太像他，我带着崇敬听着他的话。

又打进来一个电话，我把混音器和话筒连接起来，把声道切换到教授那儿。突然我感到一阵疲惫，我触摸在那些按钮上的手指有些麻木。我看了一眼时间，快要一点了。一点半夜班要结束，我准备好音乐，直到早上六点半为止，即便我不在这里，音乐也会一直放下去。

我穿上操作台下的鞋子，刚才因为热，把鞋子脱了。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唱片又放进斜挎包，再向听众和巴尔迪教授道过晚安之后，准备关掉灯光。迪林南齐应该已经回家了。我看着他空荡荡的桌子，桌上有一张字条，他用红色记号笔写着：“再见，米凯拉，明天见。”